儒家文化圈中的“圣君清官情结”——以“韩国瑜现象”为例

　　一、“韩国瑜现象”与“圣君清官情结”

　　2018年年底，台湾刮起一股“韩流”旋风。这股“韩流”旋风受关注程度之高，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任何政党。作为这场“韩流”的主人公韩国瑜，则自然成为了“韩流”中心，成为拯救台湾人民于水火、受高雄人民钦佩爱戴的英雄。“韩流”形成的过程热闹非凡，受到全台人民关注。“九合一”选举之后，这股“韩流”旋风还将发挥多大政治能量，对台湾社会将产生多大社会政治影响，同样引起整个社会关注与参与。

　　对于“韩流”旋风，台湾人民普遍给予很高评价，非常看好韩国瑜。根据TVBS2019年4月23-25日民调显示，在韩国瑜发布“五点声明”后，其热度虽有消退，但在关于2020年的大选民调中，仍保持42%支持率的人气王角色，远高于柯文哲的25%，赖清德的24%。可是，在一些政治精英眼中，韩国瑜本人缺少政治论述，有些时候表现得口无遮拦。问题是，反差巨大的评价下，为什么韩国瑜偏偏就这么受台湾民众欢迎呢？笔者看来，韩国瑜受到追捧，一定程度上因为触及了台湾民众心灵深处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既是台湾人民内心的一种热切期盼，又是一种无声宣泄，笔者将其称为“圣君清官情结”。

　　“圣君清官情结”即指在长期儒家思想和文化熏陶下，百姓在面对现实困苦而又难以改变时，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到“明君”“清官”身上。他们热切盼望有明君清官为民做主、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儒家文化中的圣君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王以仁德处理政事，就如天上明亮的北极星，处在其应有的方位，臣民就会像星辰一样拥护着君王。这种圣明的君王形象在《尚书》中最具代表性，“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作为一种圣君形象也最为儒家人物所推崇，认为尧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杰出的君主。这些备受推崇的圣君形象被认为具备最完美的德行，为天下万民所称颂。

　　二、“圣君清官情结”存在的基础

　　台湾民众头脑中存在的“圣君清官情结”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中国有过两千多年封建帝制，贯穿其中的是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濡养，这种君主专制与儒家思想对于百姓的规训，造就了百姓的“圣君情结”和“清官情结”。它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一种超越个人情感而普遍存在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植根于老百姓的灵魂深处，表达了老百姓的无尽情思和美好的理想追求，反映了内心深处弱势地位的老百姓在强权面前的无奈和心酸。

　　同时，这种“圣君清官情结”也有着具体的现实基础。

　　第一，“圣君清官情结”是台湾民众对沉闷的台湾社会经济的反映，高雄市恰恰是台湾民生凋敝的缩影。民进党从1998年在高雄执政以来，历经20年，如今高雄市的经济社会状况与民进党的所作所为脱不了关系。20多年来，世界闻名的高雄港发展始终停滞不前，甚至走下坡路，人口流失、产业凋敝、政府债务繁重，如此种种不禁令人唏嘘。而从整个台湾大环境来看，民众的获得感普遍较低，社会民生福祉在下降。

　　第二，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使“圣君清官情结”得到强化。在台湾民众完成投票并将手中权力交给民进党之后，民进党在执政的三年多来，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将人民赋予的权力集中搞政党恶斗，轻视岛内民生，多项所谓改革严重伤害各阶层利益与福祉。为彻底击垮国民党，民进党当局无视甚至大肆破坏法治，包括强行通过“不正当党产条例”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强行设置“党产委员会”与“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表面自命清高，为民请命，实则一团污秽。此外，民进党当局对于逍遥法外的陈水扁大开绿灯，对一些违法乱纪的民进党人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岛内政治变得乌烟瘴气。民进党全面执政后，重要人事任命沦为派系分赃。如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吴音宁，毫无经验，却稳拿高薪；蔡英文的英语翻译赵怡翔，在未经台湾当局涉外工作人员考试的情况下，空降美国担任所谓“驻外官员”，月薪高达27万元新台币，不免令民众齿寒。更为危险的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严重破坏两岸关系，违背两岸深度融合的大趋势，阻碍两岸人民正常交流，对台海安全、两岸人民福祉构成重大威胁。

　　第三，韩国瑜优秀的个人特质使民众完成了“圣君清官情结”的心理投射。在面对民进党当局忙于政党斗争，以权谋私，骗取人民选票的时候，老百姓无力与之反抗也缺乏足够勇气站出来参与斗争的时候，韩国瑜确确实实展现了优秀个人特质。首先，韩国瑜在大众媒体眼中亲近基层的行动，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任职经历的分享，成功塑造了其亲民、能干、清正廉洁和雄辩的个人特质。更为重要的是，他敢于求新求变，不仅指出高雄“又老又穷”，还主张大胆变革，推动“经济领跑”。此外，他处事果敢有魄力，曾掌掴侮辱“荣民”的陈水扁。诸多优秀的个人特质使韩国瑜成为台湾社会聚光灯下非常接地气的“政治明星”。

　　在这一过程中，老百姓便将自己这种内心的期望投射到“韩国瑜”身上来，唤醒了内心的“圣君清官情结”，希望韩国瑜为民请命、为民做主，希望他继续扮演“明君”“清官”这样的角色，经过群体性心理暗示与社会媒体扩大宣传，最终完成群众心理映射。

　　三、“圣君清官情结”下韩国瑜现象的照妖镜效应

　　“圣君清官情结”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使民众可借“韩国瑜现象”表达自己的愿望与心声，释放压力。因此，面对韩国瑜真诚地在为民请命的时候，积极“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时候，老百姓觉得这种内心的期待与投射得到了积极反馈，他们在精神上获得了安慰与愉悦。无论这场“韩流”能持续多久，民众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倾吐了自己的心声，抚慰了自己的心灵，并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长期郁结的内心情绪，这是“韩国瑜现象”的现实意义之一。

　　但是，“韩国瑜现象”中呈现的“圣君清官情结”表明台湾已经陷入到了更深的危机当中。这就表现在西方式选举下，各政党角逐的是政治权力与政党利益，没有人真正关心人民的利益。

　　(一)选票逻辑中被抛弃的人民

　　从以往台湾选举可见，选票逻辑的背后反映的是各政党对权力、对政党利益的角逐，没有人真正关心台湾人民的利益。西方式选举下，大量政客为了权力与利益，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开政治支票。选举过后，这些政治支票也如政客口中呼出的气一般，烟消云散。在选举这种单次博弈中，政客无疑成为了博弈受益方，选民成为了博弈受损方。民众看似存在一个止损过程，即在下一次投票中，用选票教训政客。但当今西方式选举下，人民的权益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保证。本质上，无论是哪个政党以竞争选举的方式，都会造就更多的竞选谎言和空头支票，反映出西方式选举的巨大漏洞。

　　当下的台湾，政党恶斗不可谓不激烈。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来对国民党赶尽杀绝，赤裸裸地反映出对人民的背离和对人民利益的抛弃。民进党当局选前承诺多，选后却将人民利益抛诸脑后，表现在：第一，对人民最为关切的两岸议题，民进党罔顾现实，一意孤行，破坏两岸关系进行自我封锁，牺牲广大人民的民生福祉。第二，在岛内改革包括军公教改革、“劳动法”、年金改革等议题，台湾当局同样罔顾台湾实际情况和人民利益关切，导致人民怨声载道。第三，执政具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国民党作为清算对象，脱离实际，将人民赋予的权力投入到权力斗争之中，使台湾陷入到内斗内耗之中，人民利益受到更大损害。

　　(二)愚民的逻辑

　　“韩国瑜现象”同样折射出，西方式选举中人民所处的尴尬境地。实际上，在西方式选举下，重要的是人民手上的选票，而非人民。人民成为了工具，目的本身变成了政治权力与政党利益。

　　西方式选举花销巨大，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的选举是不可想象的。在选举的全过程包括竞选宣传、政治动员、政治组织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而在互联网时代，新式媒体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在媒介宣传的花费只会更加令人咂舌。同样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各种派系、大佬发挥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没有强大派系、家族势力的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金钱逻辑和政治逻辑背景下，人民往往成为“愚民”。所谓对某个党或人的印象，往往来自于更为广泛的宣传与政治动员。当人民投出手中一票，也就结束了一轮“被愚弄”的过程。

　　四、结语

　　2018年底台湾地区刮起的“韩流”旋风，一定程度是因其触及了台湾民众心灵深处的“圣君清官情结”。“圣君清官情结”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它也有具体的现实基础，是台湾民众对沉闷的台湾社会经济、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的反应，和对韩国瑜个人特质的心理投射。“圣君清官情结”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使民众可借“韩国瑜现象”表达自己的愿望与心声，释放压力。同时“圣君清官情结”下的“韩流”也反映出西方式选举下政党对权力、利益的角逐，人民利益无人关心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