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智库现状及利用岛内智库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思路

　　智库俗称思想库、智囊团，是研究社会议题、分析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建言专门机构。在台湾，智库连接着当局、政党和民众，在政策出台、党政人才培养以及政治立场宣传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两岸智库交流在两岸交流中历来充当着重要角色，因此，研究、分析和善用岛内智库，有利于祖国大陆了解岛内智囊，有利于倾听岛内民意，有利于对台政策形成和调整，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一、岛内智库类型

　　台湾智库机构大都以财团法人方式注册登记，资金来源可以是台湾当局拨款、企业资助、个人资助、团体资助、基金会，等等。在智库类型上，按创立者背景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官方背景

　　官方背景智库是指成立时由台湾当局或公有事业单独出资或部分出资，以及经常接受台湾当局委托项目的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海峡交流基金会、工业技术研究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当局外事部门下属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和“国安”系统外围的亚太和平基金会等。这些智库通常由台湾当局内部幕僚单位改制而成，或与台湾当局维持着紧密且稳定的互动关系。以中华经济研究院为例，在其10亿元新台币创院基金中，9亿元由台湾当局及“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捐助，并且现任董事、监察等均在台湾当局行政部门任职。台湾民主基金会则由外事部门给予3000万元新台币成立基金，并且每年划拨1亿5000万元新台币预算金额支持其运作。

　　(二)民间智库

　　民间智库是指成立过程完全由民间团体或企业主导的研究机构，如台湾经济研究院、环球经济社、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等。其中，台湾经济研究院1976年由辜振甫先生主导，由“中国信托”和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各出资3000万元新台币创立，是台湾最早透过民间力量成立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并且目前仍为岛内组织规模最大、研究人员数量最多的智库。岛内民间智库的兴起主要开始于“解严”以后，随着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逐步得到开放，基于社会发展需要，陆续出现一批基于学术研究、产业政策研究等的智囊机构。

　　(三)政党型智库

　　政党型智库是指着重于宣传、倡导、散播特定意识形态，在政治主张上完全倾向、附属于某一政党的政治型智库。政党型智库的兴起主要开始于台湾当局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执政的民进党需要政策建言与在专业咨询上获得更多信息，因此，开始成立许多亲近于政党或政治人物的专属智库，而这些智库也因收入来源、升迁管道等优于其他智库，故民进党执政八年间，形成一波“泛绿智库”发展浪潮。比较代表性的有台湾智库、台湾管理学会、台湾民意基金会等。而国民党也基于安排卸任政务官、维持既有行政资源与培养专业人才、力图重返执政等因素，开始注重泛蓝智库运作。其中，“国政基金会”在原连震东文教基金会基础上，结合国民党及社会各界捐助、改组、扩大而建立，是国民党第一智库。而民进党官方智库则是2011年成立的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包括大陆政策、防务、外事等22个政策议题组。另外，台湾智库也是民进党内最有影响力智库之一。

　　(四)个人智库

　　个人智库是指政治人物利用其个人影响力，由其个人出资或接受企业捐款成立的智库。创立者依托于此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培养自己的派系人马，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如“独”派大佬彭明敏创立的彭明敏文教基金会，陈水扁创立的凯达格兰学校，蔡英文创立的小英基金会，马英九创立的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和马英九文教基金会等。以马英九文教基金会为例，马英九亲自担任董事长，并接受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等个人和企业捐款，延揽马英九执政时期政策幕僚于2018年成立，是公共政策和理念发声平台，被外界誉为马英九培养自己“马家军”的阵地。

　　二、岛内智库特点

　　(一)具有鲜明政治倾向

　　在岛内蓝绿族群对立严重的社会，本身隶属于泛蓝、泛绿阵营的政党智库和政治人物个人智库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即使民间以文化学术研究、经济产业发展、社会公益为宗旨的智库以及官方背景的智库，也因为学者本身存在意识形态立场，使其发表的成果观点存在明显政治色彩。一方面，执政当局可通过人事改组，任命亲执政当局的学者，使官方背景的智库发生政治色彩转换；另一方面，多数智库资金的最大来源为承接台湾当局以及地方县市委托研究专案，要想在众多研究机构竞争中脱颖而出，智库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与执政当局保持相对一致，以获得执政者、委托方持续信赖。因此，岛内无论政治、经济、社会研究领域的智库，均缺乏独立性和客观性，并且存在智库随执政当局政党轮替而发生政治倾向多变的现象。

　　(二)智库成员大多由学者兼职

　　从目前台湾研究生态来看，岛内智库虽然数量众多，但类似于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研究院等编制众多专职研究人员的智库却仅为少数，大部分智库多半由学者兼职。一方面，这是因为岛内所谓智库、基金会大多为运动型智库、论坛式编制，一般针对特定议题通过研讨会、座谈会形式临时召集学界、政界人士参与；另一方面，由于岛内智库生态尚未发展成熟，社会向智库捐款风气尚未形成，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导致大多数智库无力招募、培养专职研究人员。甚至，许多有潜力的学者以智库为跳板，转而求往更有福利保障的高校任职。以民进党智库之一的台湾智库为例，它即以机动性较高且成本较低的“论坛”运作模式，取代传统智库研究员常驻的办公方式，全职员工仅有10多位，实际负责相关议题研究的各个论坛则由产、官、学界人士共同参与。

　　(三)智库数量众多但缺乏有影响力的智库

　　受制于财务压力影响，岛内多数智库难以花费过高成本吸引、留住高水平研究人员，进而也导致智库人员流动性偏高，并最终影响智库成果产出。由于研究导向缺乏独立性，智库成果质量参差不齐，许多智库沦为研讨会会务组织方和政党传声筒，权威性和影响力明显不足。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最具权威性全球智库排名《全球智库报告2017》，在全球排名前100智库中，有7家中国大陆智库上榜，而台湾则无任何智库上榜；在所有台湾智库中，排名最高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甚至未能排进前170名。可见，岛内智库虽然数量众多，却多有智库之名而无全球或区域影响之实，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

　　(四)智库更新换代快，生命周期短

　　从21世纪初起，由于政党轮替，岛内快速兴起许多智库。特别是在泛绿阵营，不同政党之间、同一政党不同派系之间或者不同政治人物，均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智库。然而这些团体却并未具备学术研究和政策探讨所应具备的独立客观性，许多仅为实现创立者政治私欲而设立。由于意识形态作祟，这些智库或许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可通过亲执政当局的企业捐助获得生命力延续，但一旦发生政党轮替或在行政部门担任要职的政治人物去职等，这些智库将很快式微并沦为泡沫，如“台湾社”、“台湾客社”、吕秀莲的“台湾心会”和“Go Go Go联合办公室”等。而在马英九任内，也有媒体指出，国民党党产所捐助的“国政基金会”、青年和平团、关怀长青文教基金会、寄生虫防治会等，获得当局竞标总金额达1.7亿元新台币，远多于陈水扁执政时期，因而被绿营政客攻击为“‘国库’通党库”。因此，无论是蓝营、绿营智库，除个别运作较为规范，影响力得以保证外，多数小型智库随着执政当局的变换而呈现兴衰之势。

　　三、岛内智库承担的功能

　　岛内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相继兴起，均源于社会发展需要，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中有着相应角色。

　　(一)承担政策研究，促进产业发展

　　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实践中，政策制定与跟踪几乎都仰赖服务于政府的智囊机构和专家学者，台湾自然也不例外。在台湾从一个资源缺乏的岛屿一步步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过程中，岛内智库机构政策建言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每年均承担大量“政府”研究计划和公共服务项目。而在当前国际经济趋势以及岛内社会情势愈加复杂的当下，当局更需要仰赖智库的长期研究积累，协助决策，前瞻性引导产业发展。如台湾当局为推动“新南向政策”，即在2018年8月成立“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寄希望于该智库关注区域发展格局，活络“伙伴”关系，提升“新南向”国际连接和能见度。

　　(二)宣传政治理念

　　由于官员、政党成员等政治人物本身存在明显政治倾向，在外界看来，受制于意识形态影响，他们对待某项议题缺乏相应的客观、公正，由他们直接对外表达看法或观点，难以赢得社会信服。而智库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具有相对中立性和公益性，组建智库，通过智库对外发声，可很好弥补政治人物本身权威性和说服力不足短板。因此，除部分纯粹研究型智库外，岛内大多数政治型智库扮演着宣传政治理念的角色。政治人物假借“智库”之名，行对外推销政治立场之实，以减少来自社会的质疑。这些智库的日常产出以短小并具有明显立场的即时报告为主，并通过举办座谈会、报告会等，对外传播政治观点并试图影响大众。由于成立动机的错位，这些机构缺乏智库所应必备的专业性和科学精神，早已成为政党、政治人物的提款机。

　　(三)培养和储备人才

　　智库研究人员多为具有高学历的人才，他们通过长期跟踪某一议题，逐步成长为社会各领域专家学者。因此，智库亦具有培养人才的重要功能，常有台湾当局各行政“部会”、县市政府等从智库借调人才担任政务官的现象。如曾任陈水扁时期行政机构副负责人的吴荣义，即是从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一职转任；而蔡英文执政后的首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不仅曾为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民进党智库执行长，在他组建的行政团队中，亦有多人拥有智库背景。同样，在官员去职、卸任之后，智库也往往成为政治人物发挥余热或者东山再起的最佳调度场。如马英九任内首任行政机构负责人刘兆玄，即在卸任后担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和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而前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亦在行政部门与“国政基金会”、中华经济研究院等多所智库间角色转换。这些卸任的政治人物，拥有学术研究与行政经历双重历练，是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智库在岛内又是社会各领域人才的储备库。

　　(四)影响民众选举投票行为

　　在台湾的竞争式选举文化政治生态中，选票成为政党追求的直接目标，而胜选并维持执政成为政党及政治人物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追求，智库就成为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有力工具。智库可通过发表文章、召开发布会等为雇主行为和政策背书，并通过猜测、夸大、造假等手段，制造社会舆论，打击政治对手。特别是在选举中，智库通过制造假讯息，发布诱导式民调并利用特定媒体炒作，影响民众投票行为。如在2014年，泛绿智库持续攻击两岸服贸、货贸协议，经过并不具备专业识别能力普通民众的传播，最终激起了“太阳花学运”，成为压垮国民党2014年和2016年两次选举的稻草。

　　同样，在同一政党内部，隶属于不同派系智库，针对同一议题亦常出现观点迥异的现象。如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前夕，对于蔡英文满意度调查，属于蔡英文嫡系的台湾世代智库高满意度调查结果与“独”派色彩明显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低满意度形成鲜明对比。此现象出现的原因，不外乎“深绿”势力意图通过蔡英文惨败从而在2020年大选催生“赖清德替换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局面。

　　综合分析，智库已成为选举利器，他们往往通过发布调查报告、时事观点等提供民众价值判断标准，从而彰显自身立场，这也是现如今岛内政党、政治人物热衷筹组智库的原因。

　　四、岛内智库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一)部分智库在祖国大陆设点，直接参与祖国大陆项目研究规划

　　由于岛内相关产业发展早于祖国大陆，岛内智库在跟踪产业发展和经济形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研究经验，因而许多智库特别是一些民间专业咨询公司早已将祖国大陆纳入业务市场范围，竞夺祖国大陆政府、企业等领域相关项目专案。如岛内高科技产业研究机构拓璞产业研究院，利用多年在半导体、光电、通讯等岛内优势产业的研究经验，于2003年初即在上海建立据点，并于2006年成立子公司，积极承担祖国大陆的政府规划、产业预测以及企业定制研究专案等。类似于拓璞产业研究院等岛内研究机构，凭借其具备的前瞻性和开阔视野，与祖国大陆众多智库一道，共同组成了促进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和产业协调的智囊力量。

　　(二)充当两岸沟通桥梁管道

　　在两岸交流交往历程中，两岸智库交流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两岸关系冰冻时期，官方正式沟通渠道中断使得两岸缺乏信息流通，两岸互信基础难以维系，存在误判形势风险。而智库交流以学术名义和民间身份，不仅避免了官方交流中双方身份、称呼的不便，亦可以使对话进入“深入区”，探讨官方互动中难以触及的话题。尤其智库组成人员大多来自卸任官员和各领域专家学者，在政、商界拥有广泛人脉，他们的话语通常可直达执政高层，因而两岸智库交流又具有“准官方”性质。“两岸交流，智库先行”——通过学理层面对话研讨，寻找共识，进而推动官方执行层面落实，在两岸开放交流30年来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达成“九二共识”、推动两岸“三通”、实现“破冰之旅”等多个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了两岸互利双赢。

　　(三)维护中华文化，宣传祖国大陆政策

　　在岛内“台独”理论盛行以及当局“容独拒统”大环境下，台湾社会长期存在对于祖国大陆的误解。特别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文化和教育上的“去中国化”政策使得岛内民众面临身份认同上的混乱。此时，部分岛内智库秉持专业精神，向民众科学阐述两岸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上的连接，勇敢批判“台独”言论和政策，积极捍卫中华文化和反对“台独”。特别是部分统派智库，以民族大义为己任，积极向岛内民众宣传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成果，积极传达解读祖国大陆惠台政策，鼓励台商、台胞、台生踊跃投入祖国大陆发展浪潮，有效促进了两岸民心相通相容，成为宣传“两岸一家亲”、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

　　(四)部分绿营智库成为“台独”理论加工厂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绊脚石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解除党禁、报禁，部分鼓吹“台独”的绿营智库也随着“台独”政党的建立而成立。特别是在2000年后，为配合自身的“去中国化”政策，民进党大力支持绿营智库发展。这些所谓智库，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举办论坛等形式，恶意扭曲祖国大陆的政策，丑化祖国大陆形象，阻碍两岸交流，攻击蓝营观点，煽动“台湾主体意识”。近20年来，借助岛内民粹主义的泛滥，绿营智库严重助长了“台独”意识，弱化了部分民众的“中国人认同”，俨然成为“台独”理论加工厂和社会动乱源头，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甚至部分“独”派智库，假借学术研讨之名，与“港独”“藏独”“三股势力”等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串联，大肆散播政治谣言，攻击祖国大陆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给中国国家安全和繁荣稳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五、善用岛内智库促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建议

　　岛内智库聚集了社会各领域学者、专家和领导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做好台湾各类智库工作，有利于改善与促进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是做好对台工作重要途径。

　　(一)加强与不同阵营智库交流，全面准确把握岛内民意

　　两岸智库交流拥有良好传统，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近些年海峡论坛两岸智库分论坛、两岸学术论坛等一大批论坛、研讨会设立，使得两岸智库交流朝常态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然而，在以往的交流过程中，存在着过于依赖蓝营智库而忽视同绿营智库交流，造成智库参与机构“老面孔”居多、交流效果同质化现象，交流功效无法充分彰显。但在两岸关系未来发展中，泛绿意识形态民众是阻碍两岸融合的群体，化解他们的敌意，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理应成为未来对台工作重点。因而，祖国大陆智库要在“学术研究无禁区，观点发表有纪律”基础上，采取灵活形式，加强同岛内不同阵营智库交流，以便更加全面、准确把握岛内民意。特别是绿营当中的务实派、开明派，力争通过与他们对话，强化他们对祖国大陆的正面认知，为两岸问题在理论层面寻找新思路、对策和途径，并寄望通过他们的声音，影响泛绿政党两岸政策朝积极方向调整。

　　(二)政府、企业采购专案加强向岛内智库开放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对台工作思想，国家和各省市地方近来陆续出台各领域惠台措施，把台胞、台企享受与祖国大陆居民、企业同等待遇落到实处。其中，“台湾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在祖国大陆注册的独立法人，可牵头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享受与祖国大陆同等政策”“台资企业可公平参与政府采购”“台湾地区从事两岸民间交流的机构可申请两岸交流基金项目”等措施，为岛内智库到祖国大陆开拓业务、申请委托专案创造了契机。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岛内某些研究机构有着前瞻性的见解，在人文社科领域如文化传承等方面，由于台湾保存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岛内智库相关领域研究也具有相当价值。又如对台政策的出台，岛内智库由于本身生活于台湾，对于台湾社会生态把握更加精确，在政策出台前委托岛内智库进行前期调研并提出具体建议，将使得政策更有针对性，成效更加明显。因此，在惠台政策背景下，祖国大陆政府、企业研究专案可进一步向岛内智库开放，实现互利双赢。

　　(三)重视同岛内教育、文化领域智库合作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而教育是传承文化的最好方式。促进两岸心灵融合，最有效方法便是增强两岸在文化上的连接，增加岛内民众“中国人身份认同”。

　　陈水扁、蔡英文执政时期，即在文化上开展“去中国化”，试图通过修改语文、历史课纲等，形塑青年人“台湾主体意识”。由于学生时代正处于“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价值观形成时期，台湾当局的“台独”教育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岛内青年世代“中国人认同”在低位徘徊，整个台湾社会的“分离主义”思潮也呈现蔓延之势。面对这一极其严峻的形势，祖国大陆应深刻认识“去中国化”教育危害，主动作为，抵御“文化台独”入侵。如福建师范大学与岛内中华文化教育学会创新性合编高中语文教材，并在台北、高雄等部分中学使用，就在两岸引发热烈反响。台湾大学教授张亚中担任校长的孙文学校开设“台湾史讲师认证班”，通过招募青年学生现场讲授，并全程直播、制作视频教学影像，同“深绿”所主导的“去中”“媚日”“台独”史观作斗争，以求拨乱反正。岛内统派团体在维护中华文化上的努力值得各方钦佩，祖国大陆应主动予以支持、合作。可通过与岛内教育、文化领域智库联合举办中华文化研习营等，邀请岛内学生、中学教师赴陆开展文化访学，增强岛内师生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感触和认同；还可利用惠台措施“鼓励台湾同胞参与中华经典诵读、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契机，鼓励两岸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开展中国文化、历史、民族等领域研究和成果应用。只有将中华文化在岛内世代传承下去，两岸和平统一才拥有了最雄厚的民意基础。因此，同岛内教育、文化领域智库合作要成为未来两岸智库合作重中之重。

　　六、结语

　　岛内智库基于成立背景、目的和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呈现不同特征，在岛内社会扮演不同角色。祖国大陆应加强对岛内智库 的研究，充分发掘、区别并灵活掌握不同阵营、派系、族群的智库，使其成为促进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工具，运用全体中国人的智慧，服务于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