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民间信仰”与选举政治的亲和关系

　　台湾地区宗教生态丰富多彩，而民众的宗教信仰亦具多元化特征。岛内寺院、宫庙、神坛与教堂林立，佛教、道教、基督宗教、妈祖等信仰广泛流行，除少数民众委身基督宗教等一神信仰外，其他人普遍具有泛神信仰倾向。2015年，台湾当局行政部门推动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第7期”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岛内民众信仰佛教者19.9%，信仰道教者16.6%，信仰“民间宗教”者35.5%，信仰天主教者1.5%，信仰基督新教者4.5%，没有宗教信仰者仅19.9%，高达八成民众具有某种宗教信仰，还有许多民众同时具备两种以上信仰。台湾民众宗教需求旺盛，导致岛内教派林立，信徒众多，宗教团体亦得以深入渗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其中，存之有年、影响广泛的“民间信仰”，始终与岛内政治人物、政党政治以及选举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刚刚落幕的台中大甲妈祖绕境活动中，有意在明年“二合一”选举中角逐台湾地区领导人大位的朱立伦、蔡英文、赖清德等人纷赴镇澜宫以及妈祖绕境时驻跸的宫庙参拜上香，而同样身为大选热门人选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还跟着大甲妈祖绕境走完全程。岛内政坛人物踊跃参与民间宗教盛事的独特社会景观表明，台湾地区的传统宗教与政治活动结合绵密，因而具备了所谓的“公共性”。民间信仰已然成为影响台湾选举政治的重要因素，该现象背后隐含的意涵值得关注。

　　一、岛内缘何盛行“民间信仰”

　　岛内“民间信仰”之所以多姿多彩且长盛不衰，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与合理的现实原因。历史上，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长期为移居、开发、建设台湾的民众提供精神支持。明、清以降，福建、广东等地民众渡过台湾海峡，大规模移居台湾。身处疾病瘟疫肆虐、暴力冲突不断等险恶处境，祖国大陆移民通常以祈求家乡神祇庇佑的方式获取信心。他们在岛内开枝散叶后，又陆续建立庙宇供奉祖国大陆流行的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民间信仰”对象。在现实层面，祀奉妈祖、王爷的庙宇又是当地民众寻求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这些宫庙除为民众提供精神慰藉外，还可提供医疗、教育、慈善等林林总总的社会服务。因此，每逢宗教节日或重大庆典，信徒都会自发前往宫庙进香祭拜、参与活动，借此展现内心的虔诚，并感激宫庙为其提供的公共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间信仰”的影响力不仅停留在民众的日常生活范畴，还渗透至政党政治特别是选举活动领域。在“九合一”“二合一”等大型选举中，政治人物为塑造亲民形象，但凡前往地方基层造势，势必赴当地庙宇参拜上香。倘若他们同宫庙主事者或董事会成员私交甚笃，后者还会主动影响信众政治认同或投票意向。如此一来，参与宫庙举办的宗教活动成为岛内政治人物竞选造势重要手段之一。

　　二、“民间信仰”介入选举的路径

　　对岛内政坛人物而言，赢得选举的两个关键要素是选民动员与资金支持，而宫庙可有效凝聚地方“人流”与“金流”，在这两方面对竞选者皆有助力，台湾宫庙势力因此能够介入且影响选举。

　　一方面，这些围绕“民间信仰”建构起来的宗教团体，借助宣扬某种特定传统伦理价值，达到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程度区隔的目的，进而创造出以诸多宫庙为中心的林林总总的“亚文化群体”，而宫庙也因此成为该社会群体权力关系的载体，其负责人对在地成员拥有较强号召力。因为宫庙通常由士绅精英阶层牵头兴建，建成后，一般由地方几大家族轮流出任或单独一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筹备年度祭祀活动，而承担上述责任者即为“炉主”。他们在支配地方人力、物力与资金方面享有很大话语权，成为汇集当地社会资本的“意见领袖”，继而具备一定组织动员能力。20世纪70、80年代以降，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剧烈变迁，“炉主”制度逐渐被理事会制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所取代，但地方政治、商业领域的头面人物同样较易进入庙宇管理、决策团队。在政党政治与选举制度的催化作用下，宫庙团体、地方势力与选举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治人物无不希望以宫庙宗教活动为舞台，达到将信徒转化成支持者的目的。

　　另一方面，地方宗教势力除具备选民动员方面的优势，通常还掌握庞大资金，具备“政治献金”的能力。出于“有拜就有保庇”的心态，宫庙所在地的民众大多会为宫庙大小节日或日常管理贡献一定的捐款与劳役，尤其是镇澜宫、拱天宫、天后宫等声名远播的庙宇，信徒供奉的“香火钱”往往超过其开支费用，宫庙由此得以积累丰厚收益，部分宗教团体还因此成为政治献金的“主力”。两蒋时期，在地方选举过程中，宫庙“炉主”为寻求与政治人物搭上关系，常常会直接进行政治献金。近年来，岛内宗教团体已不能再直接为政治人物献金，但这并不妨碍宫庙资金通过其他渠道流入选举活动。因为同岛内其他以财团法人形式登记并受监管的社会团体相比，宗教社团具有超然的特殊地位。此前，台湾立法机构“司法法制委员会”曾审议“财团法人法”，讨论是否要将宗教财团法人予以登记并纳入管理范畴，引发宗教团体强烈反弹，认为“宗教归宗教，不该跟一般财团法人混为一谈”。民进党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宗教团体排除在“财团法人法”之外，而管理宗教团体资金流向的“宗教团体法”又迟迟难产，结果就是宗教团体比其他社会财团法人拥有更多不受当局监督的“灰色地带”。

　　三、岛内政坛人物竞相攀缘妈祖

　　在岛内诸多“民间信仰”中，妈祖信仰在岛内拥有数量惊人的拥趸。据“宗教团体普查报告”统计，全台湾约有1352间妈祖庙，妈祖信仰人数约占岛内人口的六成。妈祖作为全台湾信仰人数较多的“民间信仰”之一，成为潜在的“超级票仓”，岛内政客将之视为“必争之地”。这与妈祖信仰自身在组织动员、“宗教经济”方面具备的优势有紧密联系。

　　在组织动员方面，妈祖通过各种组织团体与祭祀活动编织成一个“信仰圈”。而台湾政治人物深谙博取妈祖信徒的青睐就能带来组织性影响的道理，因此，他们不分政治立场，几乎悉数选择通过参拜妈祖庙宇、参加宗教活动等方式向信众示好，寻求民众认同。在“宗教经济”方面，妈祖信仰亦具有不俗表现。岛内每年农历三月的妈祖绕境，号称“台湾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关注且参与绕境的人数往往高达数百万，由此产生的经济产值极为可观。以台中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进香仪式为例，信众每天吃喝产生的费用即高达1亿元新台币，采买各类纪念品的花销约为4亿元新台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在白沙屯妈祖进香、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彰化南瑶宫妈祖徒步笨港进香、北港朝天宫迎妈祖与云林六房妈过炉等诸多庙会场合里，参与者中出现愈来愈多青年世代面孔。4月台湾《商业周刊》所做调查显示，约200万信众参加妈祖绕境活动，而年龄在21—40岁的信徒比例为26.5%，41—60岁的中壮年信众占比64.8%。妈祖信仰在岛内中青年族群中呈现扩张趋势，这种现象势必进一步强化妈祖在台湾“选票市场”中的“龙头地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妈祖宫庙成为竞选者与选民互动“搏感情”的绝佳场合，满足了政治人物希望获取最大基数选民支持的需求。大选前后，政治人物或地方候选人不约而同选择参拜妈祖庙，积极参与北港朝天宫、大甲镇澜宫、苗栗拱天宫等宫庙的进香、绕境活动，本质上就是将宫庙视作自己宣传政治理念和动员政治支持的舞台。2019年，大甲妈祖、白沙屯妈祖绕境活动适逢国民党、民进党阵营初选选情紧绷的敏感时刻，宗教活动成为大选前哨战战场。4月初，为争夺党内初选提名而势同水火的蔡英文与赖清德先后参与妈祖绕境活动，韩国瑜、吴敦义、朱立伦、王金平等国民党政治要角也陆续到场。而柯文哲、朱立伦等人还跟着大甲妈祖绕境，原因就是大甲妈祖路线固定，沿途经过各地宫庙，可以深入接近中南部基层社会及乡村人潮聚集的信仰中心。

　　四、几点思考

　　通过对岛内“民间信仰”与选举政治亲和关系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民间信仰”超越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堪称动员岛内民众的“最大公约数”。此外，受台湾特殊政治文化影响，台湾选举政治与宗教信仰的“隔离墙”正在缓慢崩解，这些“民间信仰”又被政党及政治人物扭曲为选举工具，其背后折射出的政治迷思值得思考。

　　一是“政教分离”政治伦理遭遇现实解构。目前，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普遍实行“政教分离”，即“主张政治与宗教应严格区分为两个互不干涉的领域，政治属于可由国家律法加以规范的公共领域；宗教则为个人拥有信仰自由的私人领域，国家不应限制与干涉宗教活动”。暌诸台湾地区现行相关规定，虽然明确确立了“政教分离模式”，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层面，岛内政治与宗教之间非但没有实现“政教分离”，反而呈现出某种“政教合一”的面向。一些宗教团体甚至能够通过政治途径参与讨论、制定与其教义相关的政策，抵制对自身教团发展不利的法律法规，企图在公共事务、法律等领域影响世俗社会，这种倾向无疑对“政教分离”的政治伦理构成现实挑战。

　　二是宗教活动昌盛反映岛内普通民众集体焦虑情绪。一般来说，宗教色彩浓厚、民众普遍迷信的社会，多为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台湾社会中的宗教活动益发丰富，背后反映出深刻的现实问题。“台湾的宗教狂热现象，凸显人民普遍焦虑不安的集体状态。”面对经济发展停滞、政治改革僵持、社会分配畸形现状，深感无力改变现实处境的民众只能将希望投向妈祖、王爷等传统“民间信仰”。现实中参与妈祖绕境的人数愈多、年龄愈年轻化，就越能体现普通人对现实的不安、对未来的茫然。

　　三是政治人物利用宗教谋取选举利益恐带来消极后果。岛内政坛人物缺乏带领民众寻找突破僵局方法与出口的能力，仅在意如何利用宗教谋取选票，企图实现让宗教为个人政治利益服务的意图。台湾选举政治与“民间信仰”团体联系日趋紧密。在宗教自我政治工具化与政客自利主义的相互作用下，岛内宗教团体褪去应有的庄严神圣并丧失道德教化功能，不能履行积极弘扬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职能，反而成为政客的“助选员”“催票机”，其结果就是让台湾民众对现实进一步感到幻灭和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