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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邓小平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伟大构想

日期:2019-12-17 09:44 来源:《统一论坛》杂志 作者:徐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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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高度,立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必然实现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创造性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

  

  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不是单纯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权宜之计,而是始终将祖国统一大业置于国家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深刻认识到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取决于自身的发展,谋划祖国统一方略要紧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将“一国两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和平发展战略。

  一、提升自身实力,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1949年两岸因国共内战被迫分离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祖国统一归根到底取决于祖国大陆自身的发展实力,多次强调办好自己的事、搞好经济建设对于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性。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工作会议上指出,现代化建设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在八十年代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在内的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988年5月25日 ,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时指出:“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提到祖国统一时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二、创造和平稳定的内外部环境,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由此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最大的政治,这个实际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是祖国大陆谋划祖国统一方略的立足点。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上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指出,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1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1986年6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部长萨尔瓦多·劳雷尔时指出,“香港和台湾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具体实际问题,为了不用武力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才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式”。

  三、提出“一国两制”伟大创举

  虽然“一国两制”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率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在中英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即已把“一国两制”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多次强调保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是对外开放战略重要组成部分。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指出,“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保持不变的论述,鲜明体现了“一国两制”与国家发展全局,特别是与对外开放政策的紧密关系。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指出,在香港和台湾等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谈到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五十年不变,邓小平指出,这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1987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九十年代的中国和世界”国际会议的中外代表时指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五十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我们讲五十年不变实际上是一种形象的语言,实际上五十年后也不会变”。

  四、维护“一国两制”,落实和平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邓小平将“一国两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多次强调“一国两制”对于改善中美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作用。

  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时指出,“中国统一了,对世界和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太平洋会比较太平”“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运用“一国两制”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也是一种和平共处”。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至受损害,而且“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台湾作为美国所谓“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就消失了,这有助于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12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时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用于台湾对美国有利,“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消除了中英之间的阴影,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指出,“中美之间的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会使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指出,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一切着眼于维护和平。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和平统一战略构想,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全局,顺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祖国统一大业,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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