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推动和平统一祖国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下)——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六十年记

　　三

　　195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际，这为正式实施赦免战犯的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8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正式提出这一建议说：“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易‘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9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的意见。关于特赦的条件，毛泽东说：“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为什么此时做这件事呢？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

　　9月17日，朱德主持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同日，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宣布“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战犯管理所召开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首批特赦战犯33名。其中有前清和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等11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1人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的安排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这11人中，除溥仪、陈长捷、卢浚泉三人外，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蒋介石曾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嫡系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周恩来认为，依靠他们来联络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十分适当的。

　　为此周恩来考虑，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等他们适应了新生活，并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

　　不久，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周恩来认为，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好机会，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安排会见。

　　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11名特赦人员。周恩来在分别询问了各位的情况后说：“你们出来一些时间了，有问题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周恩来在这次会见中与他们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主要谈了四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谈到立场问题时，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他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12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接着，周恩来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性问题。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1958年夏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的。”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他说，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通过这次会见，特赦人员纷纷感到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思想震动很大，纷纷表示要戴罪立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当时参加会见的杨伯涛一直把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珍藏在身边，时时以此勉励自己。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直坚持作对台工作，经常对台湾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争取台湾的工作很有帮助。

　　从这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特赦战犯的工作一直在中央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着。具体情况是：1960年11月28日特赦第二批战犯50名；1961年12月25日特赦第三批战犯68名；1963年4月9日特赦第四批战犯35名；1964年12月28日特赦第五批战犯53名；1966年4月16日特赦第六批战犯57名。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第四批战犯，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专门会见了康泽。周恩来告诉康泽，像你这样的人获特赦，“我们党内也是不容易说通的。但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方针，有毛主席和党的威信，只有人民中国才能这样做”。周恩来像以往一样重点强调了立场问题，还详细介绍了台湾的情况，再次表达了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周恩来说：“台湾现在面临美帝要把他变成独立国，我们和蒋介石都不同意，这是共同的观点。”“美国逼到最后，希望他们能和平归来。只要他们取消中华民国的招牌，台湾还是可以交给他们管，这个决心什么时候下，阶级性限制他，形势也逼着他。”周恩来的讲话对参加会见的特赦人员有特别强的感染力，促使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政协委员。这表明，他们不仅获得人生自由，而且还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这对每一位特赦人员都是巨大的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有的特赦人员侨居海外，但始终不忘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1985年，侨居美国而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已经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文革”影响了国内各项事业的正常发展，特赦战犯的工作也被迫中断。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全国人大各项筹备工作时，毛泽东再次提及战犯问题。他对周恩来说，还有一批战犯，关押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了。毛泽东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反映了他对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一种深层考虑。这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已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12月2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此问题立即嘱咐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请他赶快联系统战部、公安部，传达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的指示，并加以落实。

　　1975年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所作的说明。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战犯293人名单，其中蒋介石集团战犯219名，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评论说，这是对台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在告诉台湾的人，只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做出贡献，可得到同样的待遇。台湾方面称之为“中共统战的冲击波”。

　　蔡省三是最后一批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之一，他曾是蒋经国旧部。因台湾当局拒绝他们去台湾，只得滞留香港。蔡省三被特赦释放不久，在香港接受《七十年代》杂志访谈，发表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蔡省三分析了当年四月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了蒋经国的经历及其他情况，为对台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文章于1975年9月3日被《参考消息》转载后，9月4日，即被重病之中的周恩来所关注。周恩来在这份《参考消息》上批示：请罗青长、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语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连写四个“托”字，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的一片难以忘怀的真情，实际上也是对像蔡省三这样的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积极从事对台湾回归祖国工作的肯定和嘱托。

　　周恩来常说，我们团结的各方面代表都联系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经过台湾海峡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当我们回过头看看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不能不更加钦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