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论节目发展历史及其当今乱象

　　一、台湾政论节目发展历史

　　(一)1949—1986集权话语时期

　　国民党迁台后，在台湾地区实行了38年的戒严，并通过“党禁”“报禁”等手段严格约束民众思想与言论自由。这一时期，媒体是国民党政策宣传的喉舌，所有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符的媒体都被禁止与打压。这一时期民众收看的是“老三台”，即有党、政、军背景的三家无线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简称台视，“台湾省政府”背景)、中国电视台(简称中视，隶属中国国民党)、中华电视台(简称华视，军方背景)。本时期已出现电视政论节目，内容主要为邀请专家学者对国民党颁布的政策进行解读、评论，未涉及选举，且受邀的专家、嘉宾皆为亲国民党人士，这就导致节目难以保持政治中立与新闻自由原则，即使有一些“清流”学者出现，说话也只能点到为止。由于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工具在国民党的强力控制下，“党外人士”以及雷震、胡适等党内自由派人士都很难获得话语权。因此，此阶段的电视政论节目只是国民党的政策宣传工具，对当局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制约效果，收视率以及社会影响力都没有被人们重视，“党外人士”更是将这些国民党“御用教授”讥讽为“叫兽”。

　　(二)1987—1992解禁启蒙时期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结束了大部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与约束。随着政治自由化的发展，台湾电视节目开始出现涉及选举的内容，并且朝着市场化与新闻自由发展，市场开始成为影响新闻媒体的主导力量。为了给民众长期压抑的情绪提供宣泄口，1987年台湾调幅广播网《中广热线》节目出现了Call-in的互动形式，即听众可以通过打进节目电话来简短发表个人看法。这种新型互动模式在1990年代泛滥的“地下电台”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电台主播往往与观众讨论政治、选举等话题性议题，并且语言毫无禁忌，受到民众欢迎。虽然大部分新闻管制已经解除，但是国民党当局通过对电视台的所有权继续影响着电视政论节目的观点，未能实现完全的新闻自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台湾政论节目虽然继续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但开始呼唤新闻自由，“学者们也开始思考自己想要的新闻自由到底是什么”。

　　(三)1993—转型发展时期

　　1993年初，台湾当局开放电视媒体申请，并且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广播电视法”“有线电视法”。随着政治限制的解除，有线电视台与电视节目皆如雨后春笋一般快速产生，各政党、财团、个人都加入到传媒行业的竞争中，国民党控制下的无线电视“老三台”在新兴的有线电视台(如TVBS、中天、东森、三立)竞争下逐渐失去优势，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在激烈的竞争下，为节约成本，成本低、回报高的政论节目开始大量出现，并且形式也开始创新。1994年，有线电视台TVBS借鉴之前“地下电台”的Call-in互动形式，推出了台湾第一个带有Call-in形式的政论节目《2100全民开讲》，并取得了成功。1994年至2011年，适逢台湾选举密集时期，几乎年年皆有选举，政论节目也开始大量与选举活动挂钩，不同阵营的“名嘴”在政论节目上吵架成为常态。且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观众年龄结构的变化，台湾政论节目开始走向综艺化与娱乐化，传统较为严肃的政论节目如《2100全面开讲》《新闻夜总会》《大话新闻》逐渐停播或者转型，随之而来的是娱乐色彩更重的《关键时刻》《全民大闷锅》等政论节目开始兴起。

　　二、台湾政论节目当今乱象

　　台湾目前共有100多个电视台以及数量众多的网络节目，其中在主要电视台播放的政论节目就有30余个。政论节目以“一张桌子两台摄影机几个人”的低成本，就可以为电视台换来不错的收视率与不断上涨的广告费，因此受到各电视台的热烈欢迎。但随着节目数量的迅速增长，不少政论节目为了吸引观众开始标新立异，出现种种乱象。

　　(一)娱乐色彩浓厚

　　相较于祖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等内容严肃、气氛庄重的政论节目，台湾政论节目从节目名称、形式、嘉宾言论甚至衣着等方面都更加随意，且具有浓厚的娱乐色彩。从节目内容上看，台湾政论节目不单单讨论政治议题，也会涉及一些民生、社会问题，而在台湾这些议题往往带有一定的噱头、猎奇色彩，这就给节目留下了娱乐化的空间。例如在TVBS曾经的政论节目《新闻不一样》中，节目不光会讨论当下聚焦的政治问题，也会搜罗新奇好玩的新闻给嘉宾讨论，增加节目的娱乐效果。从节目形式看，台湾政论节目不再遵循传统的主持问嘉宾答的互动模式，引入了Call-in、反串、餐会等娱乐性更强的互动方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目前仍在中天娱乐台播出的政治反串节目《全面乱讲之全面大闷锅》，节目中主持人或者专业演员会反串成政治人物与嘉宾、观众讨论政见，有时甚至与“本尊”人物面对面，这种新奇的节目方式在获得不俗收视率的同时也捧红了不少反串演员。此外，嘉宾、主持人的评论风格也与祖国大陆节目有所不同。“这些评论员许多人的评论风格都极具幽默感，用另类的视角和逗趣的语言向观众展现新闻政治的另一面。他们有些带着台湾本土式的幽默，利用许多台湾的民间俚语或宗教故事来阐明问题。”娱乐色彩浓厚的政论节目固然有趣，但观众记住的不是嘉宾分析的具体内容，而是搞笑风趣的言论与节目形式，这无助于提高大众对政治议题的理解深度、培养良好的政治素养，反而容易降低公众对严肃公共议题的关注度，政治理解浅碟化、政治娱乐化只会越来越严重。

　　(二)“表演型名嘴”泛滥

　　电视政论节目大量产生后，数量不多的专家难以满足庞大的节目需求，这就催生了大量名嘴的产生。《新华词典》对“名嘴”的定义是: 形容善于表达，有口才之类的人，通常把著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律师、演讲家、讲师等称之；维基百科则定义“名嘴”是形容比较出名的电视节目或电台时事政论的评论或主持人。台湾名嘴一般来自于三类群体：首先是媒体人转型做名嘴的如董志森、陈凤馨、尹乃菁等；其次则是政治人物，如邱毅、赵少康、陈文茜等；最后则是专家学者如赖岳谦、姚立明、江岷钦等。按评论风格与自我定位则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名嘴能够较为纯粹地作为一个评论者，谨守客观、中立、以事实为准的评论原则，评论对象也较为集中，在结合自身学养的基础上能够平实讲述，直指问题核心，结论也令人信服，这些名嘴的代表人物有林中斌、蔡玮，以及郭正亮、沈富雄、张友骅、赖岳谦等。第二种名嘴则为代表蓝、绿、红等不同政治立场的宣传者，他们往往在政论节目中攻击对方立场的观点与政治人物，代表人物为谢龙介、王世坚、黄世贤等。第三类名嘴虽能言善道但缺乏足够的专业学识，在节目中语言、动作多情绪化，经常胡乱爆料、无中生有、信口开河，如郑弘仪、廖筱君、吴国栋、徐永明、王定宇等。这类名嘴都有滔滔不绝的口才，上节目更是无所不谈，除选举等政治议题外，经济贸易、天文地理、影视八卦甚至怪力乱神等话题都可以谈，让人感觉这些名嘴仿佛无所不知。此类名嘴有时还故意讲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如近期黄世聪在《关键时刻》中讲出“大陆人吃不起榨菜”“大陆人因为经济不好拿五粮液浇愁”等言论，通过哗众取宠故意博人眼球，抬高个人知名度。

　　随着台湾政论节目这块饼越摊越大，“劣币驱逐良币”作用明显，如今活跃在政论节目中的多为表演色彩浓厚的名嘴，能够理性、客观讨论、分析公共议题的名嘴反而成了少数。台湾政论节目已走上了畸形化发展道路，不少节目挑选名嘴时往往更看重表演能力，而不是名嘴的专业知识。越是能够在节目中吵得你死我活的名嘴越受欢迎，因此往往可以看见同一个名嘴出现在不同时段的政论节目中。“表演型”名嘴泛滥只会使得本该严肃的政论节目越来越像综艺节目，成为观众单调烦闷生活中肤浅的娱乐与装饰，进而引起人们对严肃政治讨论的冷漠与厌恶。

　　(三)“媒政双栖”

　　作为政论节目，理应坚持政治中立的立场，对公共事务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然而台湾的政论节目却是明显的“媒政双栖”。台湾在1990年代开放电视媒体后成立了上百个电视台，但台湾仅有2300万人口，因此能够获得1%的收视率便足够电视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发展。“在岛内长期蓝绿对决的政治氛围下，政治立场无疑成为‘首要定位’，这就迫使媒体为取得民众支持，都要在‘统’还是‘独’的议题内选择定位，因此形成了岛内媒体‘蓝绿分明’的现象。”只要抓住蓝、绿支持者基本盘，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收视率。在台湾公认比较“偏蓝”的电视台有中天、中视、TVBS等，“偏绿”的则有三立、民视等，电视台的政治立场会受到出资人以及政党的影响。电视台不同的政治立场在政论节目中非常明显，在蓝营的政论节目如中天的《新闻龙卷风》和《新闻深喉咙》中，主持人戴立纲、王又正都明显为蓝营的支持者，节目请到的名嘴嘉宾也多为“偏蓝”的学者或政治人物，节目中对事件的分析与评论也多从蓝营的角度出发，对民进党当局大力鞭挞。根据台湾地区新闻主管机构“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规定，政论节目中不能只请同一阵营的嘉宾名嘴，因此蓝营政论节目组就会象征性请一两个绿营名嘴出场，以形成对绿营的“围剿之势”，“偏绿”的政论节目反之亦然。绿营的政论节目对国民党政治人物的攻击更多是“为了批判而批评”，例如2010年花博空心菜事件、2011年流感疫苗事件，皆是绿营名嘴造谣生事，为了打击国民党甚至不顾公共卫生安全。相比之下，蓝营对民进党当局的批判基本能够做到理性、客观。

　　近期绿营的政论节目不断爆出韩国瑜的所谓“黑料”，并且“黑韩”动作不断，而“偏蓝”的中天电视台所有的政论节目则在大力为韩国瑜保驾护航、摇旗呐喊。本应该坚守客观中立底线的政论节目却沦为政党宣传的工具，不仅不利于观众全面了解公共政策，也在不断制造社会政治对立，扩大社会裂痕。

　　虽然收视率与广告费是电视台生存的关键，但台湾新闻业者也不应该忽视自己的职业操守与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此外，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威权政体转型至民主政体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民众政治素养的教化与培育，导致台湾民众将民主政治粗浅地理解为选举与言论自由，最终促成今天政治对立与民粹盛行的局面。台湾当局若想真正地促成社会良性发展，就应该引导人民培养起“媒体判读”能力，使人民能够辨别“评论者”与“表演者”，允许、包容不同政见的声音，真正建立起人人都能够理性、自由讨论政治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