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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视域下的台湾大选观察

日期:2019-12-23 10:19 来源:《统一论坛》杂志 作者: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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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台湾大选已进入倒计时,各政治势力围绕选举展开异常激烈的竞争。而在郭台铭和柯文哲宣布不参与联署登记后,选战主轴重新回到传统的蓝绿对抗态势之中。蔡英文在近期的岛内民调中均稳定领先韩国瑜10个百分点以上,甚至一度超过20个百分点,似乎2020年大选结果几无悬念。然而台湾大选选情复杂诡谲,民调结果未必反映真实民意,可以借助台湾民粹主义这一分析工具,结合国民两党的民粹主义选战策略,把握岛内社情民意脉动,避免误判和错判选情。

  一、台湾民粹主义对历次大选的影响

  台湾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启政治体制转型以来,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相继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历次的大选中,民粹主义都发挥了重大的影响,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李登辉时期的“威权民粹主义”(1996-2000)

  李登辉为了抗衡和压制国民党内的祖国大陆籍精英组成的“非主流派”,选择通过诉诸于占台湾人口多数的本省籍民众的民粹主义策略,直接从体制外获取民众的支持和政权合法性基础。李登辉巧妙地利用了台湾本省籍民众的“出头天”和历史悲情意识,以偏狭的本土主义路径重新塑造了岛内政治生态,完成了国民党和政治体制的“台湾化”,在体制内确立了全面领导地位,在体制外通过与民众直接互动建立个人权威,形成了一种“威权民粹主义”。1996年台湾第一次领导人直接选举,李登辉、连战以581万票,54%的得票率大胜其他三组竞争对手,成功当选。

  (二)陈水扁时期的“选举民粹主义”(2000-2008)

  陈水扁利用台湾地区特定历史时空所形成的统“独”、族群等议题,建构本土主义的话语霸权与政治逻辑,将民进党和本省人等同于“爱台湾”,而把国民党和外省人说成为“卖台集团”“中共同路人”,同时绕开“宪政体制”,频繁诉诸公民投票,营造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建立了一种“选举民粹主义”。2000年大选,陈水扁以“年轻台湾,活力政府”为文宣主轴,积极进行了以“新中间路线”及两岸政策为重点的政策宣传,同时批连打宋、反黑金、暗示性族群动员的选战文宣也获得了选民广泛关注,在蓝营大分裂情况下,成功当选,实现民进党首次执政。2004年大选,为了掩盖其执政不佳的事实,陈水扁选择以“族群认同”为其竞选主轴,将充满分裂性和对抗性的省籍、族群和统“独”议题进行捆绑,人为撕裂台湾社会,制造二元对立的区隔意识,通过这种偏见式动员为自己带来选举上的战略主动,最终以不到3万票的微弱优势,惊险连任成功。

  (三)马英九时期的“反思民粹主义”(2008-2016)

  陈水扁上台执政8年,政治上高举意识形态旗帜,造成岛内社会各族群之间关系紧张,两岸动荡战争风险不断升高;经济上施政无能,而且贪腐弊案丛生,使得岛内经济严重倒退,贫富分化差距日益扩大,民众痛苦指数屡创新高。经济民生议题超越政治性议题,成为岛内主要矛盾,使得民粹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出现消退,岛内民粹主义开始退潮,形成了“反思民粹主义”。这股寻求发展、不要对抗的社会思潮促成了岛内第二次政党轮替,并一直影响到马英九第二个任期。2008年大选,国民党马英九以765万9014票、58.45%得票率赢得选举。2012年大选,马英九获得689万多票,得票率51.6%,以领先蔡英文近80万票优势成功连任。

  (四)蔡英文执政早期的“青年民粹主义”(2016-)

  马英九成功当选后,以“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从紧张对抗转为缓和发展,两岸官方和民间呈现大交流和大发展荣景。但是两岸之间交流交往所产生的红利却被少数权贵阶层和企业财团所劫持,无法嘉惠岛内多数民众,导致台湾民众普遍对经济发展无感。特别是青年群体普遍收入低,常年起薪维持22000元新台币,在物价、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形下,处于实质倒退状态。此外,青年失业率也出现逐年攀升的趋势,据统计,2011年以后大学学历以上的失业率甚至超过总失业率。民进党蔡英文利用青年群体对未来出路的迷茫,和对于两岸关系快速发展的恐惧心理,激发“青年民粹主义”,发动“太阳花学运”,最终促成国民党再次下台。2016年台湾大选,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300多万票的领先优势,战胜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民进党也在立法机构获得多数席位,首次实现完全执政。

  二、当前岛内民粹主义的丕变

  蔡英文上台后,对外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两岸官方交流全面停摆,两岸关系急剧恶化,敌意螺旋不断上升;对内施政无能,改革进退失据,公然进行派系分赃,大搞“酬庸政治”和“权力寻租”。蔡英文当局的上述行为引发台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岛内民粹主义丕变,其民粹主义形态也呈现一些新特点。在过去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族群、省籍和统“独”三大主要矛盾中,随着世代更替和本土化的完成,族群和省籍矛盾已经逐渐消亡,统“独”矛盾依然尖锐,同时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加剧所引发的阶级阶层矛盾不断上升。其中,统“独”矛盾让位于阶级阶层矛盾,阶级阶层矛盾有转化为台湾社会主要矛盾的趋势,也成为近几次选举中“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的主要动因。

  从2014年的“柯文哲现象”到2018年的“韩国瑜旋风”,背后反映的正是台湾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一是,台湾经济发展停滞,中下层民众相对剥夺感增强要求改变现状。台湾作为外向型经济体,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深陷“闷经济”困境,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长时期低位徘徊,在亚洲四小龙中排名垫底。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趋势明显,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且在民进党的选举操作和部分媒体渲染下,台湾民众对贫富分化的感受远远超过客观事实,引发台湾地区民粹主义社会运动进入新的高发期,为主打“庶民政治”的“非典型政治人物”提供了机会。二是,南北发展失衡为“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提供了契机。台湾地区经济长期北强南弱,北部生产总值超过南部2倍多,人均收入比南部高25%以上。经济上的不均衡也形成了政治版图的南北差异,民进党过去充分利用南部的族群优势和经济上的分化,建立起在南部的政治优势,形成强大的社会支持基础。但在民进党长期的县市执政乃至获得台湾地区执政权后,这种长期存在的“北强南弱”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韩国瑜在竞选高雄市市长过程中,以“高雄又老又穷”“民进党人不是高雄人的爸爸”等竞选口号成功撬动绿营铁票仓,从民进党手中夺回丢失20余年的高雄市执政权。三是,青年群体成为民粹主义运动主力,强力支持“非典型政治人物”。台湾青年世代从过去的政治冷漠人群转变成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在近几次选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关数据显示,台湾20-39岁人口700多万,约占人口总数30%,有投票权人口40%。岛内青年面临就业、收入和房价等诸多压力,相比老一辈面临日益窄化的生存空间和更严苛的社会环境,在冀望蓝绿两党寻求改变不可得情况下,转而支持柯文哲和韩国瑜等“非典型政治人物”。

  三、岛内民粹主义对2020年大选的影响

  无论是民进党蔡英文还是国民党韩国瑜,深知民粹主义潜藏的巨大能量将对大选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利用、操纵甚至塑造民粹主义成为两党共同的选战策略。

  (一)民进党的民粹主义选战策略

  主打“抗中保台”的“主权”安全议题。民粹主义和统“独”议题都同时内含对抗性特质,因此统“独”议题特别适合于民粹主义操作。蔡英文当局将2020年选战主轴定位为“抗中保台”,冀望通过继续操弄意识形态对立,挑动两岸对抗,遮盖其施政无能的事实。蔡英文频繁利用“香港反修例”风波,不断妖魔化“一国两制”,叫嚣“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操弄人民恐惧感,在岛内营造令人不安的“芒果干”(亡国感)氛围。而在今年的“双十”讲话中,蔡英文老调重弹,大打所谓“主权牌”“安全牌”,不断宣扬祖国大陆打压台湾,狂妄宣称“拒绝‘一国两制’是2300万台湾人民不分党派、不分立场,彼此间最大的共识”。蔡英文当局操弄民粹,误导台湾同胞对抗祖国大陆释出的善意,刻意营造两岸民众对立情绪,以此来累积政治声量服务于选举,实现其竞选连任和民进党永续执政的政治目标。

  利用社交媒体开展网络战。当前,网络社交媒体是塑造和传播民粹主义最有效的途径,民进党通过组建网络水军煽动民粹和操作舆论进行网络战。民进党的网络水军为蔡英文量身定做出“辣台妹”人设,再扩大为所谓“辣台派”阵营,以挑拨两岸关系、煽动“反中”敌对情绪为诉求,积极利用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种创新形式,对岛内青年、中间选民进行影响和渗透,制造出网络声量高涨、网民关注度高企的现象。同时网络水军营造舆论声势,恶意攻击竞争对手。通过有组织、有系统的攻击,对最大竞争对手韩国瑜进行“人格毁灭”:从“草包”“土包子”,到“抽烟、酗酒、打麻将、抱女人、养小三、农舍违建”,再到“开会打瞌睡”“没批公文”“违规使用竞选经费”等,使韩国瑜的人格形象严重受损,民意支持度不断下滑。

  打“青年牌”冀望再次激发“青年民粹主义”。马英九执政末期,民进党蔡英文抓住青年世代对国民党当局施政无能的不满,和对两岸关系快速发展的恐惧,成功引发“太阳花学运”,实现新一轮政党轮替。而在2020年大选选战中,蔡英文再次将胜选的希望放在青年世代上,冀望再次激发出“青年民粹主义”。“同性婚姻”合法化,顺应青年世代诉求,体现民进党所谓的进步价值;对祖国大陆的挑衅和对抗,抓住了青年群体的叛逆、反抗和非理性心理特点,给青年世代造成一种蔡英文“不畏强权,为台湾出头”的假象。蔡英文针对青年群体的民粹主义选战策略,成功获得青年世代支持,在民调中的29岁以下群体支持率上大幅领先韩国瑜。

  (二)国民党的民粹主义选战策略

  以所谓保护“中华民国政权”走“独台”路线。韩国瑜将2020年大选界定为“中华民国对‘台独’的生死保卫战”,激化岛内族群对立。韩国瑜通过揭露蔡英文当局无力保障台湾“主权”地位和国际处境的客观事实,说服民众相信只有支持韩国瑜当选,才能既不会有“台独”所引发的战争风险,也不会有被统一的问题。韩国瑜充分利用岛内民众既想分享祖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红利,又想与祖国大陆保持一定距离的心理。在近日发表的“两岸政策白皮书”中,重新提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明确指出要以“九二共识”恢复与大陆的对话互信,重启平等对谈,争取两岸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这与蔡英文充满对抗色彩的“双十演说”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符合当前岛内希望停止两岸恶斗,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流民意。

  塑造庶民形象操作阶级对立。韩国瑜通过民粹式的话语将蔡英文和民进党打造成不知民间疾苦的权贵,而将自己塑造成为人民代言的庶民。希望利用岛内民众反感精英权贵的特殊心理,成功激发出因蔡英文当局改革导致的利益受损害者和中下阶层民众的愤怒与不满,重新唤回去年“九合一”选举中“讨厌民进党”的记忆,再一次撬动民进党基本盘,让原本一贯支持绿营的台湾中南部民众,农、工、小贩等中下阶层,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最终汇聚成声势浩大、持久不灭的“新流寇运动”,翻转大选选情。

  利用世代落差心理寻求重获青年群体支持。台湾老龄化低生育率问题凸出,加之产业转型缓慢所引发的经济发展停滞,使得青年世代面临的生存压力愈发明显。相比40岁以上群体,青年世代的痛苦指数不断升高,为了改变自身困境,青年世代参与政治的力度不断增强,成为影响大选走向的关键力量。在当前岛内各项民调中,韩国瑜在20-29岁这一年龄层中的支持度,与蔡英文差距最大。为了重新赢回去年高雄市市长选举中的青年群体支持,补齐大选短板,韩国瑜近期采取了多项针对性举措。韩国瑜先是在“双十”演说中,提出“台湾年轻人需要的是进入职场、而不是走上战场”,让青年群体感同身受。而在之后的大选行程第一站台南市,韩国瑜出席首场青年座谈,针对青年世代就学、就业、返乡等问题与现场近百位青年对话,提出解决对策。韩国瑜对青年世代的重视,取得了一定效果,其青年群体支持度已缓慢回升。

  四、对2020年大选结果预测

  民粹主义对岛内历次大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20年大选中,可以预见,谁更能把握当前岛内民粹主义的脉动,就更有可能在选战中胜出。

  相比民进党蔡英文诉诸统“独”对抗,国民党韩国瑜追求经济民生的发展和改善更加符合岛内民粹主义的变化趋势,即阶级阶层矛盾已成为当前岛内民粹主义主要根源。因此,虽然目前韩国瑜民调依然大幅落后于蔡英文,但是仍有逆转胜的可能性。

  首先,所谓的民调结果未必真实。观察韩国瑜举办的多场户外大型造势活动,场面热闹,参与人数都是10万人以上,反观蔡英文还没有举办过一场大型造势活动。而同样的宗教场所拜票造势,韩国瑜所引发的人群集聚效应是蔡英文的好几倍,显示出韩国瑜的低民调与真实的民意支持度存在比较大的出入。同时民调高低并不必然决定最终选票的多少,像去年的高雄与台中市市长选举,民进党提名的陈其迈与林佳龙民调支持度与看好度皆赢对手,但开票结果却大翻转。

  其次,蔡英文的高青年群体支持度不必然转化为选票。青年群体的低支持度,是当前韩国瑜的最大短板,但是青年群体也是所有年龄层中投票意愿最低的人群。岛内青年面临失业、低薪、高房价的巨大压力,整日为生计奔波,有多少人能出来投票值得怀疑。像去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柯文哲在青年群体支持度上大幅领先国民党参选人丁守中,但最后只以3000余票微弱优势惊险取胜,显见青年群体的线上高支持率并未转化成现实中的选票。

  第三,韩国瑜的选战策略正逐渐显现效果。当前韩国瑜不佳的形象,相当程度上是由绿营媒体和民进党水军所形塑的。随着韩国瑜10月16日正式请假全力拼大选,摆脱高雄市政的束缚,转而向选民讨论政策,利用“高铁南延”“一例一休”和观光因陆客减少受到冲击等议题,直接攻击蔡英文当局施政不佳的弱点,用理性和感性的话语说服选民,破解自己参选正当性不足的难题,已经取得一定效果,民调已呈现触底反弹。

  最后,追求经济民生发展和改善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当前岛内的主要矛盾是经济民生问题,而非所谓的“主权”安全问题。1998年,台湾最富有的5%与最贫穷的5%平均收入相差32倍,到2018年,已变为104倍。在此背景下,多数民众薪资出现“滞涨”。2000年至2014年,就业者平均月薪仅从34133元涨至35986元,涨幅极微,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形下,处于实质倒退状态。近十几年来,台湾受雇者经常性工作收入平均每月3.3万至3.6万元,八成受雇者收入在5万元以下。以2017年为例,月收入达5万元以上者仅18.94%。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固化严重,求发展、求改变的呼声成为岛内主流民意,这促成了2018年“韩流”崛起席卷南台湾,也将继续转化为支持韩国瑜的民意基础,让“讨厌民进党”成为全台最大党,进而引发新一轮政党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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