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南部的政策审视与情境选择—— 基于实证的视角

　　台湾南部无疑是台湾研究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台湾浊水溪以南广大区域，资源丰富，民风淳朴，有着无限生机，又隐藏着诸多“暗礁”。对台湾南部的把控，不仅是祖国大陆对台全局政治掌控力不断提升的表现，也是两岸关系破局的关键。

　　高雄是台湾第二大都市，也是南部中心城市，有着较大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度，是台湾南部的引领者与推进者。在经济上，高雄是全台最大的国际口岸，地理环境优越；在环境资源上，高雄坐拥爱河、寿山、西子湾、莲池潭、左营旧城等一系列自然、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丰富；在文化上，高雄已经完成从“文化沙漠”向“文化绿洲”的转换，集港口文化、工业文化、先住民文化及眷村文化于一身。

　　尤其2018年以来，“惠台31条措施”的推出与落实为两岸交流的深化奠定坚实基础。同时，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以来，伴随着“韩流”的高涨，高雄与香港、澳门、深圳、厦门等地互动日益频繁，获得良好评价。这不仅让以高雄为辐射中心的台湾南部地区逐渐展现其优雅、多元的一面，也让沉寂许久的两岸“南南合作”重新焕发活力，力求以“次区域合作”的形式，从农业、产业观光、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升两岸的经济社会融合水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则为高雄在“九二共识”框架内打造两岸交流示范区提供了充足、灵活的政策空间。

　　然而，即使在众多利好的促进下，学者所期待的两岸“南南合作”并未取得应有之效果，甚至“九合一”选举时形成的台湾岛内政治新格局正在急速逆转。高雄不仅无法“在理性与善意的认同下，聚焦于民生经济发展”，甚至会在“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的连续打击下，成为两岸关系持续走恶的牺牲品之一。这不禁让人思考：阻碍两岸“南南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性的瓶颈使高雄逡巡不前？祖国大陆对高雄的结构性特点是否有足够体认？何种原因促使高雄年轻人在两岸问题上表现出来回摇摆和反复？

　　一、台湾现状

　　较之2016年，台湾目前的整体环境已发生较大改变，甚至有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其中既有两岸关系变化、岛内社会矛盾激化等内部因素使然，也不乏中美贸易格局变动、东亚新常态格局建立等外部因素的催化。就以岛内“自处庐山中”的观察判断而言，主要有三处显著变化：

　　首先，目前台湾整体社会氛围较为压抑。“台独”已成社会主流认知中的政治正确，谈“统一”已成敏感话题。政治观点上的对立情绪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几乎无所不在。这可能与选举年整体政治氛围有关，但从目前局势判断，这一氛围似乎有趋于常态化的可能。

　　细观之，选择政治正确亦是台湾理性趋势不断上升的侧面印证。这种理性，不仅是台湾人会“根据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决定自己的政治支持”，且是在自主前提下用政治支持换取生活需要的现实评判。在这点上，台湾普通百姓与社会中上阶层目标相同却形式各异：普通百姓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生活起居等方面，他们看中饮食、住所、卫生、教育、收入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对小恩小惠的有感度极高。而社会中上阶层则有着更长远的利益考量，他们的背后往往有更为密切复杂利益集团的羁绊，因此往往更善于利用和整合资源实现更长远、宏观的理性目标。

　　其次，统派与“独”派内部多元、界限模糊。这其中，统派分裂严重，内部多样(见表一)，各自为战，松散无组织。而“独”派虽亦纷杂多元，但却通过建立各类别的循环连结，不断扩大基本盘、“蚕食”中间盘(见表二)。两者各自的发展模式均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未来趋势较难改变。

　　“独”派在台湾有着更广阔的群众市场。一方面，由于“独”派派系内部有着不停歇的、循环式的互动，使其对外有着更强的组织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因为“相对获得感”缺失激发人性中的“叛逆”造成，“非理性认同”下的政治观在台湾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

　　

　　

　　第三，台湾媒体“绿化”已成普遍现象。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传媒手段日趋多元的今天，台湾的媒体发声途径却较为一致。在目前台湾的主流媒体中，仅中视一家较为中性。加之媒体几乎无死角的宣传途径，使得台湾社会的风气和思潮被媒体牢牢掌控，短期难以改变。祖国大陆对台政策“被抹黑”“被诋毁”“被诬告”将会成为常态化。

　　对祖国大陆相关部门而言，在辨别统“独”派别时，需从全局入手综合考量，既不能“雨露均沾”，也不能粗暴地“一刀切”。制定相关政策时，需更多地顾及台湾人的“逆反心理”这一特点。而在面对岛内的政策反对与政策曲解时，应做好政策讲解，强化制度落实，包容大气地处理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媒体阻力，“任尔兴风作浪，我自岿然不动”。

　　二、高雄现状

　　以高雄为代表的高屏地区地理环境优越，有山靠海，南面有天然良港，北部则纵深延长至中央山脉，地域广大，资源丰富，奠定高雄产业布局的同时，决定了高雄的人口组成。

　　高雄以产业工人、农民为主。高雄人朴实善良，正义感强，同情弱者，但也单纯好骗，容易被煽动。生活方面，虽然高雄整体教育、医疗水平不及北部，但尚能保证居民基本需求。政治认同方面，由于长期的南北差异加上民进党的长期经营，高雄成为与台北相对立的存在。

　　目前，很多高雄人对现状不满，2018年“韩流”的盛行是当地民心思变的直观反馈。高雄人将南北差异归结于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并对马英九执政期间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极为不满，常抱怨南北分配不公，并且否定长期以来民进党的南部治理工作。特别是2016年蔡英文执政后，问题尤多。经济方面，高雄产业升级缓慢，旅游业波动性强。“新南向政策”有一定成效，但问题不少。一方面，日本游客赴台数量虽有增加，但多集中在北部，高雄受惠力度较小；另一方面，部分东南亚人的赴台目的并不单纯，甚至给高雄造成一定的治安隐患(主要包括黑工、偷窃、卖淫等)。同时，“撒钱式”的高等教育补贴虽然使得赴台的东南亚学生人数直线上升，但成效并不显著。政治方面，高雄远离北部政治中心，话语权少。同时，高雄市民认为当地公务员晋升渠道少、慢，待遇差，所以当地有能力的人都往北部跑。这种不平等感促使高雄在多个议题上与台北所谓的“主流思维”有所偏差。

　　同时，高雄可作为两岸交流交往的重点，原因有三：

　　第一，高雄在台湾处于“不上不下”的中等地位，即没有“北北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中心地位，又比东部、南部其他诸县市拥有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工业基础。这样看似“尴尬”的地位却使得高雄的“试错”成本较低，一旦成功便有所突破，有显著的预期成效。而万一失败，则不会付出过于惨重的代价。

　　第二，高雄地区人口组成极为复杂，思想多元。在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劳动群体的高雄，开展深度的两岸交往可获得更真实的反馈。同时，这也可深度检测政策的全面性与适应性。若政策可得到绝大多数高雄人的认同，则可视为在台湾具有较高可行性。

　　第三，韩国瑜败选，面临巨大政治压力。首先，在台湾现行上下关系中，2020-2024年间高雄难以获得全面的资源倾斜，3000亿元新台币债务将是高雄市政府必须直面的困难。其次，韩国瑜势必面对民进党(甚至国民党内部)的全面政治追杀。在内部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全面提升高雄势必有极大难度，“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聚力于一处”似乎是一条可能的途径，整合资源，集中精力将高雄打造成全台“两岸深度交流试验区”，引领高雄成为全台两岸合作楷模的设想不无可能。因为一旦两岸交流的突破口在高雄打开，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势必会在岛内产生巨大的模仿效应，这不仅能解韩国瑜的燃眉之急，且能为其谋取大位提供更扎实的群众基础。

　　三、高雄年轻人现状

　　毋庸讳言，近年来台湾青年在两岸事务中的分量不断提升，祖国大陆相关政策也逐步以“三中一青”中的“青”为核心。一方面有台湾青年在社会族群中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其在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有关。与北部青年不同，高雄青年在以下三方面均有显著特点。

　　第一，地域性特点明显。首先，高雄青年分为两大阵营。留在高雄当地的青年(简称“高青”)属于典型的南部青年，求安稳，渴望以“小确幸”方式过实实在在的“小日子”，在政治方面较为冷漠，大多着眼于自身眼前的小利益。但“北漂”成功的高雄青年(简称“北青”)却有着较多个人理想和抱负。其次，“高青”“北青”有着较大的隔阂。由于台湾“北重南轻”格局长期存在，“北青”试图抹去自身的高雄印记，以此与原乡割裂。而“高青”则略显自卑，但试图证明自己并非loser(失败者)。这种现象使得高雄青年群体内部差异化愈发明显。

　　第二，原生家庭影响大。一方面，原生家庭是高雄学生赴陆重要因素，对“高青”而言，赴陆成本远远高于北部青年。由于家庭条件不好，高雄学生常以“半工半读”状态维持自身学习，但赴陆交换学习会打断这一循环，使其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原生家庭使得高雄的社会固化现象尤为严重。以笔者在台湾实际观察、调研情况看，对于高雄最普遍的中下阶层而言，他们多以“一房一店一青年”的模式存在——土地私有化使得家庭普遍拥有足以居住的土地，许多家庭亦考虑将一楼改装成店面借以谋生，多以家族式经营为主要模式，无法进行规模扩张。同时，高企的房价使得整个家庭无法为青年一代购置新的房屋，“三代同屋”甚至“四代同屋”现象普遍存在。这一模式虽有力保障了高雄中下阶层青年的基本权益，至少温饱食宿得以保障，但客观上限制了青年的职场选择——要么协助家里、继承家族小店，要么外出闯荡，衣食无着。这使他们对未来失去希望，并由此陷入焦躁不安中。

　　第三，赴祖国大陆学习交流难度大。由于自身特点，高雄青年在面对“去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的机会时，较之北部青年需直面更多困难，主要有：

　　1.经济成本。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大多数高雄年轻人有着较重的学贷压力，因此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半工半读”，靠在校周边打短工维持生计。所打短工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由于工种专业要求较低，具较高可替代性，第二是工种时薪较低，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这也决定了“高青”一旦赴陆便面临回台失业或短期内无法找到工作的巨大风险。这虽对北部拥有较厚实家底的青年作用不大，但对“高青”却有着巨大影响。

　　2.政治成本。在目前当局的严厉管控下，尤其是民进党强推以“中共代理人法”为代表的“国安五法”的背景下，凡是前往祖国大陆的年轻人都会被打上浓厚的“被统战”烙印，从而对其在台湾军公教系统发展晋升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态势下，军公教铁饭碗对南部青年有着较大吸引力。笔者对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统派教授汪明生老师门下16位硕博士做过统计，到过祖国大陆的仅有2人，其余同学皆因公职在身或有相关职业规划而对赴陆较为抗拒。在这种氛围下，前往所谓“台日命运共同体”的日本是绝大多数高雄年轻人出境第一选择。

　　3.社交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回台后青年人难以融入原本的社交圈。有些人会被称为“半山”，有些人则丧失了与同圈人的共同语言，或被讽刺“大陆这么好，那你去大陆啊，别回来啊！”这样的社群隔离往往对成长中的年轻人造成伤害，堪称“霸凌”。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三者间有着多重的内在联系：经济成本毫无疑问是“理性”的高雄青年考虑最多的因素。而在政治成本和社交成本的双重加持下，赴陆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突出。同时，政治成本对社交成本有着促进作用，在目前的台湾，政治正确往往是社交小群体中“不言但存”的底层共识。

　　第四，可煽动性极强。“高青”朴实善良、易受骗，同时也最易受到外部舆论的影响。当前台湾媒体集体性失语，导致在台湾几乎没有客观的赴陆政策解析，大多极力将其污名化、统战化、阴谋化。同时，真正想了解祖国大陆政策的“高青”又苦于没有了解信息的官方渠道——这就为诸多两岸“黑中介”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赚祖国大陆的钱，说祖国大陆坏话。同时这又为台湾对祖国大陆惠台政策的错误解读提供了事实依据。此种循环“经年累月”地上演，最终使得朴素善良的“高青”成为绿营票仓的建设者与维护者。

　　笔者在走访调研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文化对“高青”的国家认同塑造有着极大作用。在走访高雄师范大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其经学研究所与台湾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在政党取向、两岸认同、赴陆倾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经学研究所同学认为，“我们研究古代经学，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以后也一定会继续去大陆工作生活”。而台湾文学研究所同学则因长期研究台湾本土文化，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你千万别去接触那帮疯子，天天喊着‘台独’，一点中国历史都不知道。”由此推测，或许“高青”极强的可煽动性，只是台湾长期“文化台独”氛围中的副产物。这一差异是可以通过教育和文化宣传有效弥补的。

　　当前学界已从大陆政策制定的视角对涉台青年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也从台湾的视角、甚至从高雄地区的视角对此进行解读和反思，但却很少从两岸互动的角度对此进行阐释。诚然，对祖国大陆而言，应借此思考“三中一青”政策面是否需要改善？会不会出现“用力过猛”或者“使错力”的情况？而对台湾而言，造成此种局面确多因当局所为：一是当局控制媒体，大搞资讯封锁，限制言论自由，将“台独”视为政治正确；二是当局进行政治恐吓，不承认祖国大陆硕博士学历，对赴陆台生进行审查，冠以“被统战”等名号，“寒蝉效应”在“绿色恐怖”作用下不断扩大。但从两岸关系的视角还需审视两个问题：其一，两岸民间机构的“润滑剂”作用不够明显，如何协同操作使其有所改观？其二，香港暴乱对南部青年在政治观上的短期影响和形塑非常大。如何淡化第三方事件的政治影响，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整体提升？

　　四、建议与探讨

　　基于对台湾现状、高雄现状、高雄年轻人现状的实证考察，笔者有一些思考及建议。相较于传统“两岸—高雄—青年”的思考逻辑，在应对策略方面宜采用“青年—高雄—两岸”的逆向方式。

　　首先，在政策针对人群上，对台湾人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按照年龄、职业、地区、政治倾向等更细化的条件进行精确划分。在有效关照台湾各群体的前提下，对特定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侧重，绝不能采取“雨露均沾”的粗放型惠台措施，力求区别化、精细化，甚至做到立体化。笔者的建议是“稳老年、辨中年，重青年”。

　　何为“稳老年”。老年群体泛指60岁以上退休人群，除极少数仍保有政治影响力人物外，当前这一群体的整体影响力呈明显下降趋势。虽然他们曾服务于社会重要岗位，并在家族群体中处于长辈的角色，但现状可用“有心无力”来形容。这一群体属于戒严前世代，受当时政治氛围影响，有着固定的政治观与两岸观。对这一群体，一方面需辩证采纳其观点与建议，另一方面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其利益、稳定其情绪即可。

　　何为“辨中年”。35-60岁的台湾壮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着成熟的思考，同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有将思考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是当前台湾社会“最响的声音”。但这恰恰导致他们存在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的想法并不真实。第二，他们的真实想法不易改变。由于这一代中年人成长于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因此整体观念呈现多元状态，统“独”派别中的利益派和政治派大多在此。他们会基于自身立场表达诉求，但仅此而已，若超出他们的利益范畴，其立场和观点将会有较大改变。甚至颠覆祖国大陆过往对蓝绿的认知，“千万别以为绿营就是绿的，绿皮蓝骨其实有很多”。因此，对这一群体需进行有效、全面地甄别和判断。同时，亦不能“偏听则明”，需更为广泛地接触绿营或异议人士，了解他们的动机和诉求。积极跳出“同温层”，对不同声音要有更多包容度。

　　何为“重青年”。35岁以下的年轻人是未来台湾中年世代真实想法形成的关键时期，是祖国大陆对台工作的重点，需要足够的重视。祖国大陆不仅要精确知晓当前台湾青年的特点，且要耐心倾听其诉求，并对其中合情合理的部分加以关注，针对重点制定相应的青年政策，并从多渠道有效获取台湾青年对政策的真实反馈。

　　台湾南部青年相较北部青年，家里条件普遍更差，所受教育普遍更少，就业前景普遍更黯淡，劳动附加值普遍更低。因此，基于目前所预计的民进党将长期在台执政的现实情况下，祖国大陆对台青年政略不应从一开始便将“高标准”“高要求”作为基本操作准则，而应为台湾青年创造足够的缓冲空间，即从过去“一厢情愿”式的青年政策，向“友善邀请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转变。这里有个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的默认前提，即去过祖国大陆的台湾青年在对陆态度、统“独”观念上较之未去过的青年有相当大的区别，甚至有高雄学生去祖国大陆东北地区交换学习后改变“台湾腔”，满嘴“东北腔”的情况，这表明绝大多数赴陆台湾青年都会因对祖国大陆更为了解而对其有更趋正面的评价。

　　同时，在进行涉台青年政策制定时，需考虑到台湾南北青年的巨大差异。单纯以世代划分的青年政策不利于南部青年“获得感”的增加，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当前的南北失衡状况——北部青年因“马太效应”，在获取资源能力上要远强于南部青年，盲目让利会让南部年轻人对祖国大陆更反感，将其往对立面推。此外，及时获取政策受众的真实反馈，敢于认错、纠错，也将有效提升政策契合度。

　　其次，在“城市对接”策略中，重新审视高雄的独特地位，充分挖掘高雄的交流潜力。败选后，韩国瑜会处于民进党的长期政治追杀中，在极其有限的资源配置下，加强两岸沟通或许会成为向死而生的韩国瑜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观光与艺术交流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可作优先考虑。

　　第三，在两岸交往方面淡化政治色彩，加强民间交流往来。整体而言，大部分台湾民众的政治敏感度并没有设想的那么高，对赴陆台生、赴陆投资企业、赴陆民间社团等可施行多元化的综合标准考量。

　　在制定两岸交流政策时，淡化官方色彩，成立各级非官方的“官方机构”，设立非官方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这样一方面可降低两岸交流的门槛，大大拓展祖国大陆对台工作的灵活度，对台湾当局施政行为予以回应，另一方面亦可舒缓赴陆台胞的心理压力，与他们更易交流，从而更愿交流、更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