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选战话语策略剖析

　　民进党打选战惯用“三张牌”：“悲情牌”“统独牌”“民主牌”。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非典型”的国民党籍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携庶民力量突起，风靡全岛，民进党传统选战策略(主要表现在选战话语的选择)面临挑战，“三张牌”政治效用大为减弱，有的几近失效。但是，2020年大选，民进党根据内外形势变化，特别是利用香港修例风波，充分发挥全面执政的优势，把“民主牌”和“统独牌”快速激活，岛内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错误引导。

　　一、“悲情牌”业已失效

　　“悲情牌”曾经是民进党最经典、最有效且最具优势的选举牌。每逢大选，民进党籍候选人一定要营造氛围，泣述其为台湾“民主政治”做过的贡献，以自己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积极抗争所累积的政治资本，博取台湾民众(特别是南部本省籍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以陈菊为例，几乎会在每轮选举的每个竞选造势场合，讲述当年因为参与“美丽岛事件”被判死刑后为台湾人写下一封“遗书”的故事。“他们(国民党的候选人)与过去台湾社会成长、人民的受苦……完全都没有关系，他们的历史是空白，而我的过去有眼泪、有血汗，因为我与所有的台湾人共同奋斗、打拼……”这是民进党在选战中最典型的悲情式打法，通过“感性回忆”和“悲情倾述”唤起台湾民众对于威权时代的集体记忆，并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呼唤台湾民众能以选票还给他们一个所谓的“公道”。

　　但是，如果民进党想要持久有效地发挥这类“叙事性”选举话语的政治效能，就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其一，维持故事的新鲜感；其二，维持选民的同情度。从现实情况看，随着岛内政党政治的实践发展及民众参与选举政治的经验累积，民进党这种重复性的回忆叙事在选战中并没能保有新鲜感，其影响选情的政治效能对于岛内选民，特别是对于历史情怀淡漠的年轻世代，逐渐弱化。此外，自台湾地区实现政治转型以来，民进党已四次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一些县市，特别是南部县市，民进党更是长期执政，其执政表现欠佳，贪腐弊案频发，极大地侵蚀这些民进党籍政治人物在“党外时期”所累积的“政治资本”，他们自我塑造的悲情英雄人物形象逐渐崩塌，直接导致民众同情度大为降低。

　　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韩国瑜为应对民进党的“悲情牌”，及时抢占话语先机，在选战开始前即提醒台湾民众民进党已经在高雄执政20年，“只留下又老又穷，各行各业萧条得不得了”，“高雄人不欠民进党”，韩国瑜成功占领了话语高地，引起台湾社会普遍共鸣，唤醒了高雄民众的反思意识，激发了他们对于民进党的内在批判力量。由于新鲜感和同情度的退却，不难发现，2020年大选苦情戏套路已匿迹于民进党的竞选造势场合。

　　二、“统独牌”效力弱化

　　民进党内部“激进台独派”试图通过“独化”民进党，以更鲜明的本土特质对抗国民党领导的“外来政权”，以期达到争取“本土”认同是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当民进党在选举期间操作统“独”议题时，往往伴随着岛内民众省籍情结被挑动，族群矛盾被激化，台湾社会撕裂加剧。“统独牌”对于民进党而言是把双刃剑。虽然“统独牌”可以为民进党赢得一些深绿选民的支持，适当进行操作还可以骗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但其效能具有高敏感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把握不当也会对其选情产生负面冲击，而且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岛内族群隔阂的消减及两岸交流深化正逐渐强化。

　　其一，民进党过去操弄统“独”议题主要利用台湾社会存在的省籍情结和族群矛盾。民进党标榜自己为“本省党”，与“外省党”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建立区隔，以追求“台独”片面迎合台湾民众渴望“独立自主”的强烈诉求、迫切希望实现“出头天”的愿望以及长期接受“反共”教育所形成的“恐共”心态。在民进党的选战话语里，“本省党爱独立，外省党要统一”，“代表本土”的民进党才是真爱台湾，才是捍卫台湾“主权”、抗拒两岸统一最可靠的政治力量。直到2018年“九合一”选举，赖清德在为陈其迈站台时，依然喊出“高雄守得住，台湾就安全，台湾要安全，高雄一定要守得住”。事实上，民进党能否赢得高雄市市长选举与台湾安不安全并没有特别联系，这句话反映了民进党人典型的以“台湾卫士”自居的心态，把守护民进党执政地位与守护台湾安全联结起来，在其语境中，只有作为本土政党的民进党才能守护台湾，一旦其大本营高雄丢失，台湾就面临威胁。针对这类选举话语，韩国瑜扭转了过去国民党陷于被动的局面，用“正确的废话”形容民进党的“爱台湾和顾主权”，揭示其只不过是选举话语骗术，并且喊出“民进党也不是高雄的爸爸，为什么每一次要投他？人民才是政党的爸爸！”以最简洁朴实、最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使高雄民众的思想冲出民进党引导他们自我设定的桎梏(民进党才爱台湾)。这句话也点明了通过挑动省籍情结和族群矛盾，维护特定政党的政治正当性并不符合“民主观念”和“公平正义”，与民进党一再强调的所谓“台湾价值”相违背。因此，民进党这类选举操作的政治效能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失效，在2020年大选中也非其主打策略。

　　其二，40多年来，两岸实力对比祖国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全面性、压倒性优势，海内外反“独”、遏“独”力量大大增强，极大地压缩了“台独”空间。此外，随着两岸交流日益扩大，特别是两岸经贸关系深化发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只有两岸关系好，台湾才能好，台湾民众才会好。在维护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民意占据岛内社会主流形势下，民进党打“统独牌”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1.民进党需要让选民相信其有能力在不放弃“台独”立场的情况下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民进党需要面对国民党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更具优势的挑战，又必须使其两岸政策在选民心中区隔于国民党；3.民进党需要回应岛内深绿势力大搞激进“台独”的政治诉求。因此，现阶段“统独牌”对于民进党而言是张棘手的牌，为了平衡好三者的关系，民进党不得不寻求“务实台独”策略，与过去赤裸裸地搞“台独”、大打“统独牌”相比，现在民进党的“统独牌”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在具体操作上，民进党主要通过三种手法加以应对：1.“中华民国”台湾化。将“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系统”塑造成台湾的象征，让“台独”借壳上市，进而利用两岸间尚未能解决的“中华民国”问题所产生的政治操弄空间，在选举中煽动岛内民众对于“中华民国”象征符号的政治情感，激发群众情绪，例如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但必须强调的是，对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民进党只是利用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行动上的操作能力，在情感上并没有认同，选后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制造不合语法的名词(比如“中华民国台湾”)以代之。2.“台独”论述模糊化。民进党的“台独”立场非常明确而坚定，但是其“台独”论述却可以保守而含蓄，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就是最典型的模糊化处理，这种策略以其论述具有多样化解读的可能性掩饰“台独”立场，易于争取中间选民支持。模糊化的策略运用需要一定的人格特质，在两岸政策博弈中，蔡英文为自己设定了“坚定执着、柔韧刚强”的公众形象，这类独立女性的人设特别能迎合经济选民和年轻选民偏好。从2020年大选看，岛内依然有不少民众选择理解蔡英文“维持现状”的政策立场，甚至同情与欣赏她在面临“独”派大佬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耐压性和自主性。3.“台独”目的手段化。民进党乐于鼓噪“反共”情绪，在岛内营造“恐共”氛围，把统“独”议题转化为两岸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在论述中把追求“台独”的政治目标转变为捍卫“民主自由”的手段，最典型的操作就是鼓吹两岸间真正核心的问题不是统“独”，而是“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的对抗。

　　“中华民国”台湾化、“台独”论述模糊化、“台独”目的手段化是目前民进党最典型的选战话语策略。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和2020年大选实战看，在岛内政治行为短期化形势下，前两种策略依然奏效，但也面临现实挑战，而第三种策略属于“民主牌”操作，是现阶段民进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选战话语策略。

　　其一，当民进党选前通过操弄“中华民国”政治符号，在岛内民众心理和情感层面建立“守护中华民国”正当性的同时，也为国民党形塑了选后大打“中华民国”牌的民意基础。正因如此，2018年“九合一”选举和2020年大选期间，出身眷村的韩国瑜充分发挥“中华民国”政治符号所具有的社会动员和凝聚力量的工具价值，“青天白日重新见”成了国民党竞选造势场合的媒介景观。在话语交锋中，韩国瑜也主动出击，频频指责蔡英文根本不爱“中华民国”，质问蔡英文“现在不敢独立，不爱‘中华民国’，也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到底台湾2300万人要去哪里？”较为成功地使蔡英文在这个民进党过去最擅长操弄的议题上陷于被动。

　　其二，祖国大陆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具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在对台工作中奉行底线思维，在涉及两岸关系根本性质的原则问题上不给民进党任何模糊空间，民进党即便能通过模糊的两岸政策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在岛内赢得多数，但是选后很快在维护和发展两岸关系问题上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此外，“模糊化”是民进党的手段并非目的，民进党在选后势必要推进“台独”路线，两岸对立激化不可避免，这与岛内希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相背离。因此，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祖国大陆反制的敏感度和强度。如果在两岸政治博弈过程中，掌握主动权的祖国大陆加大反制措施，进一步增强威胁的可信度，将凸显民进党当局在改善两岸关系上无意也无能，其模糊策略将面临巨大压力。

　　三、“民主牌”多元操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是，西方依然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敌对势力仍然抱持冷战思维，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威胁和挑战，恶意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政府形象和社会基本面，起劲地“唱衰”中国。西方国家在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岸的制度对立，造成“一国两制”迄今尚未被台湾社会广泛接受，“台独”势力正是打着“捍卫民主成果”的幌子，把“台独”目的手段化，将“台独”作为保障台湾人民民主权利的“应然性选择”。

　　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不仅接受“台独”史观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环境依然充斥各种“反共”“反中”宣传，台湾当局及岛内一些传媒对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长期存在报道不真实、不客观情况，有的甚至蓄意歪曲，导致台湾同胞对于祖国大陆人民所选择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知之不多并有偏差。时至今日，台湾社会负面看待祖国大陆的“共识”依然强大，这种“共识”将负面看待祖国大陆视为“政治正确”，主观上强化了“台湾人”“中国人”两种认同的紧张与对立，即将祖国大陆与台湾视作截然区分的“我群”与“他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负面共识成为区隔“他群”、召唤“我群”的工具。由此造成台湾民众普遍对祖国大陆产生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对于祖国大陆所选择的制度、道路、理论缺乏认同，甚至抱持一种睥睨的态度。当香港修例风波所震荡出的涟漪扩散到台湾时，拒绝“一国两制”、担忧“现状”的改变成为岛内主流民意。在内部经济形势乏善可陈，对外关系屡屡受挫形势下，民进党当局正是利用这种“民气”，大打“民主牌”，人为制造并扩散“对中”恐惧，营造“亡国感”。综合来看，蔡英文上台以来，对于“民主牌”话语策略的实践主要有三个方向。

　　其一，刻意扭曲事实，把“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等同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讲话中呼吁，两岸应展开民主协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本是推动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建设性意见，但是，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刻意扭曲讲话原意，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一国两制”，把接受“九二共识”等同于接受“一国两制”，等同于选择改变现状，把拒绝“九二共识”等同于捍卫“台湾主权与民主”。即便讲话释放了大量善意，对于两岸关系未来发展极具建设性，但由于民进党当局以公权力背书，利用移花接木、以偏概全的话语操作手法，公然扭曲事实，在快餐文化占据主流的台湾社会，快速有效地制造了“‘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的舆论话题，并且模糊了讲话主旨和重点。这种片面甚至错误解读在岛内快速扩散，而后来爆发的香港修例风波更使受到迷惑的台湾民众感到焦虑。由此，蔡英文当局一方面为自己顽固坚持所谓“维持现状”、拒绝“九二共识”的两岸政策觅得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使坚持“九二共识”但又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的国民党陷入失语境地。最终，2020年大选被民进党操弄成是一场关于“民主”与“专制”、“维持现状”与“一国两制”的选择。

　　其二，营造祖国大陆介入岛内选举的危机感，拔高“反共”国际站位。2018年“九合一”选举和2020年大选期间，民进党当局持续营造“大陆用金钱、用假消息等各种手段介入台湾选举”，“破坏台湾民主制度”的危机感，进而以“防共”及“捍卫台湾主权”之名，打造网军，钳制舆论。与此同时，在中美爆发贸易摩擦背景下，蔡英文上台以来，特别注重突出台湾“地处西太平洋第一线”的战略位置，强化“民主灯塔”的政治意象，一方面延续“理念相近国家”的“价值外交”路线，拔高民进党当局“反共”的国际站位，塑造“台独”的民主价值和世界价值，另一方面在彭斯吹响“集结号”之后自觉站队，甘当美国豢养的“反华”马前卒，使台湾成为美国最前线的“反共”桥头堡，构塑“吾道不孤”的正义感。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引起西方世界恐慌的大气候，及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快速萎缩的小气候综合作用下，这些操作对于渴望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增强台湾国际社会存在感的台湾选民具有较强蛊惑力。而在此过程中，蔡英文较成功地为自己塑造出“辣台妹”人设，因其将独立的女性风格与强势的执政风格糅合在一起，在年轻选民中集聚了较高人气。

　　其三，凸显世代正义及婚姻平权议题，迎合年轻选民价值诉求。民进党早年作为岛内本土的草根型政党，在选战中更多以阶级议题、环保议题煽动社会对立，挑动社会情绪，争取本土认同。随着台湾社会价值的变迁，这些议题在岛内政治运动中的引领力大为减弱，而转型正义、世代正义、婚姻平权等议题则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在年轻群体中具有较高关注度。相较国民党，民进党更注重青年人才培养以夯实其政党社会基础，具有党内世代交替更快的优势，因而对于社会运动中浮现的新诉求更加敏感，更能够及时捕捉这些议题，也更容易及时介入，进而成为引领者。蔡英文上台以来，极力推动年金改革，虽然大幅削减军公教退休金可能进一步流失该群体(政党倾向偏蓝)的选票，但也因这项改革具有剔除特权余绪，彰显所谓世代正义的政治表征，能够获得青年群体的理解和认同。此外，大选期间，“同婚专法”在立法机构获得通过，表决过程中蔡英文公开表态力挺“行政院版本”，投票结果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也是华人社会中第一个“同志”可以结婚登记的地区，这对于“挺同”群体无疑是一剂兴奋剂。“挺同”群体多为年轻人，而且具有较高层次知识结构。在西方视域中，婚姻平权不仅仅是如何对待同性恋问题，还具有彰显“民主自由与多元开放”的价值功能。因此，“同婚专法”的通过极大助力蔡英文争取价值理念完全西化的年轻世代的支持。总而言之，适时植入新议题，强化价值引领是民进党操作“民主牌”的重要策略。

　　“民主牌”在选战中的实践能否奏效，关键在于三点：1.选战期间，民主与自由议题在同经济与民生议题互动过程中能否溢散成为“共识议题”；2.台湾同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 “一国两制”的认知程度；3.台湾同胞对于岛内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度。蔡英文上台以来，由于两岸关系僵化，马英九时期的两岸和平红利大幅萎缩，岛内经济民生持续得不到改善，在2018年“九合一”选战中，民心思变在岛内成为一股潮流，面对韩国瑜激发的庶民力量，在“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等话语所营造出“拼经济”的浓厚氛围下，民进党的“民主牌”出现“休克”。于是，当大陆事务主管陈明通在网络上抛出“拜佛祖”比“顾肚子”重要，“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在于不会只顾肚子”等论调时，立即引起舆论一片挞伐。不过，与经济民生议题往往能占据县市长竞选主轴不同，统“独”议题、制度议题等属于上层建筑的议题在岛内更高层次选举中易于被操弄，进而压过经济民生议题成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此外，在香港修例风波持续震荡，美国强势介入岛内选举等外部因素作用下，由于西方依然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一国两制”在岛内尚缺乏民意基础，所以即便过去一年岛内经济民生并没有得到改善，“韩流”依然持续发威，但“民主牌”在大选中被快速激活，并且最后在民进党选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对2018年“九合一”选举及2020年大选期间民进党选举话语策略的调整及其效力变化的观察分析可以发现，虽然蔡英文高票连任、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维持过半，但是民进党传统选战话语的感染力和引导力呈现边际弱化迹象，业已进入调整期。具体而言，“悲情牌”因其新鲜感和同情度退却，对于选举行为的影响有限，类似套路在大选中已不复见；“统独牌”因其效能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民进党选举的负面影响强化，慎用、少用成为趋势；“民主牌”是目前民进党最有力的选举策略，但也是最脆弱的手段，其效能的发挥受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民进党选举话语策略的调整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对于“统独牌”操作手法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迷惑性；其二，对于“民主牌”操作的运用，更加注重植入新议题，强化民进党的价值引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