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韩”行动的策略分析：推动与应对

　　2018年，韩国瑜以15万票绝对优势击败陈其迈，高票当选高雄市市长，结束了民进党在高雄市20年及原高雄县33年的长期执政。但上任不到一年，韩国瑜从“做好做满”到表态参与2020年大选大受非议。2020年大选，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票数817万大赢韩国瑜的552万票。选后不到一周，“WeCare高雄”召集人尹立就宣布在春节前成立“罢韩”总部，开始联署罢免韩国瑜，且很快通过第一阶段罢免倡议书联署。之后，包括“WeCare高雄”“台湾基进”“公民割草”在内的“罢韩”团体，在短短1个月内收集到超过55万份联署，并于3月9日递交其中的40万份至高雄市选委会，“罢韩”第二阶段成案，预估最快6月中或可进行罢免投票。面对“罢韩”行动，韩国瑜与国民党正面临巨大难题，而“罢韩”的成功与否也关乎台湾政治生态变化。

　　“罢韩”行动概况

　　罢免是选民对于所选出的公职人员，在任期尚未届满前，举行投票，使其去职的制度。根据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高雄市市长的罢免由高雄市选举委员会主办，受“中选会”指挥、监督，整个罢免程序分提议、联署、投票三个阶段。

　　2018年11月高雄市市长选战正酣之时，曾是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设计系主任，后受高雄市市长陈菊赏识，2016年出任高雄市文化局局长、在高雄年轻人中颇有知名度的尹立，辞去高雄市文化局局长职务，投入民间发起“WeCare高雄”行动，并于11月17日发起“反韩”大游行，陈其迈、陈菊等均参与。在韩国瑜赢得高雄市市长选举后，尹立仍持续活跃于台湾社群网络积极“反韩”。2019年6月27日，“WeCare高雄”正式发起“罢韩”行动，民众可以在线上或线下领取“罢韩”表格。其间，刚刚于3月成立的“割草行动”以及“台独”政党“基进党”也积极配合参与“罢韩”行动。自此，三大“罢韩”主力浮出水面。

　　2020年1月17日，“中选会”表示罢免案第一阶段已达标。2018年高雄市市长选举人数为228万1338人，提议罢免的人数依规定应达到选举人数1%，也就是至少需达到2万2814人。经审查，符合规定的提议人数共计2万8560人，已达法定门槛。而后，在短短1个月内收集到超过55万份联署书，并于3月9日递交其中的40万份至高雄市选委会，“罢韩”第二阶段成案。“罢韩”团体预估，罢免投票可能时间是6月24日至27日之间，冀望7月“光复高雄”。

　　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公职人员就任未满一年不得罢免，但“WeCare高雄”抢在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上任仅仅半年，就对他发动罢免案，显然是借由“罢韩”拉抬绿营2020年大选选情。

　　绿营推动“罢韩”行动的策略

　　目前，民进党占据主要政治资源，推动“罢韩”行动有绝对优势。现行政制下，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行政部门权力大，可供调配的政治资源最多。尽管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后赢回一些地方层面的政治资源，但也始终无法与民进党相比。民进党中央主要统筹整个“罢韩”行动，塑造正当性。透过网络与传统媒体形成舆论氛围，与“罢韩”团体切割，以塑造“罢韩”行动的正当性以及民进党参与“罢韩”行动的正当性。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说，“罢韩游行民间主办，民进党无力参与”。蔡英文也表示，“罢免是高雄市民的权利，罢韩运动是民间社团所发起。民进党可不可以强制地说不要再搞了？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事实上，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扮演了“操盘手”角色。

　　民进党掌握的中枢行政体系继续限缩韩国瑜创造政绩的机会与资源。比如，交通部门直属高雄港务集团公司与高雄市政府开发“爱情摩天轮”土地上的争议，大林蒲迁村案争议等。同时，也积极为民进党籍人士借机宣扬政绩，其中最明显的是与韩国瑜竞争高雄市市长失利后升任行政部门副负责人的陈其迈。陈其迈常南下高雄视察，自任行政部门副负责人以来一年时间，在高雄的公开行程有49个，平均几乎每周都在高雄有活动。在韩国瑜当选高雄市市长后，民进党输掉高雄执政权，但毕竟深耕高雄多年，培养的事务官已经遍布高雄市政府各部门，对韩国瑜施政造成一定的掣肘。如陈菊时期的贴身摄影官数度潜入市长室。

　　民进党在台湾立法机构有61席，他们会以政党视角去攻击国民党，如吴斯怀位列国民党不分区民意代表争议等。民意代表也配合民进党中央关于“罢韩”的说辞，在不同场合表达民进党与“罢韩”组织无关，尊重市民罢免权力。在高雄市议会，民进党籍议员从细节入手，正面攻击韩国瑜及其市政团队。如停建轻轨二期工程争议，质疑新机场规划等。

　　一方面，“罢韩”组织与民进党均极力划清与对方的关系，且一再强调“罢韩”行动是由民间组织发起，民进党也只是顺应民意而支持。另一方面，民进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务体系、行政体系以及民意代表，都始终在积极推动“罢韩”行动。由此可见，民进党对于“罢韩”行动有“‘中央’制造舆论，强化介入的正当性；‘地方’具体操作推进罢韩”，处于“攻势”。

　　蓝营应对“罢韩”行动的策略

　　面对民进党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罢韩”，国民党的应对显得力不从心。首先，近年来民进党以“转型正义”为由，大幅查封国民党党产后，国民党已是元气大伤。党主席每月需募资数千万新台币维系运作，无力以“资源换取组织动员”的形式回应“罢韩”。其次，国民党在大选党内提名期间，纷争不断，表面和气，私下精心盘算，使彼此心结更深，也无法集中力量对外，而疲于内耗。第三，韩国瑜在两次竞选期间，周遭的人事关系处理欠妥而被牵制。从极力“挺韩”转变成积极支持“罢韩”，如杨秋兴、黄光芹等人。

　　国民党中央党内提名大选候选人时与各方拉锯，内耗严重，又在提名不分区民意代表名单时引发争议，加剧内耗。面对“罢韩”，国民党中央一直消极殆战。尤其在蔡英文高票连任后，国民党又忙于主席补选，无暇顾及韩国瑜。江启臣任国民党主席后，承诺会积极应对“罢韩”，但对于中生代来说，如何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整合各方以支持韩国瑜还值得观察。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一直存在感很低，毫无政治能量。特别在无党产支援下，只能起到一些辅助韩国瑜的作用。

　　蔡英文连任前后，国民党在中枢层面毫无政治资源。“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取得15个县市执政权，是国民党最大的行政资源。可由国民党中央协调蓝营各个县市之间的连线治理上给韩国瑜助力，尤其让高雄市民觉得跟高雄关系很密切的澎湖、云林、台中、新北的支持，但目前部分县市首长仅口头表达支持。而高雄市应是国民党应对策略中最重要部分，韩国瑜作为市长，在短期内做出“有感政绩”可极大化瓦解“罢韩”行动的正当性。

　　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与立法机构选举同时进行，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候选人会为争取选票为“挺韩”辩护，瓦解一定的“罢韩”正当性。但比起民进党全方位的舆论攻势，效果有限。选后，高雄选区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均落选，想通过民意代表支持更显无力。地方层面，国民党籍议员在高雄市议会人数占多，但始终处于被动的“守势”，在与民进党的舆论攻防战中，仍处于劣势地位。加之，长期以来台湾社会对除台北市以外县市议员的关注度低，议员问政能力普遍不高，应对熟稔话题炒作的民进党，多数国民党籍议员应对能力有限。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人以此说明“正当性”的重要。从上述分析看，“罢韩”行动的推进策略与应对策略最终会聚焦到“正当性”的讨论。“罢韩”行动的政治机会结构是持续增大的，这有利于民进党持续推进“罢韩”行动，反观国民党应对“罢韩”行动却是如履薄冰。首先，民进党通过媒体与网络制造韩国瑜可被罢免的正当性，又以“公民权”的概念强化民众“罢韩”的正当性。其次，通过与“罢韩”组织划清界限，强化民进党参与“罢韩”行动的正当性。第三，借由媒体与网络不断强化，让已经参与“罢韩”的民众更坚信“罢韩”必定成功，让中间立场的民众对“罢韩”有所支持。民进党在行政体系、民意代表体系与党务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且一直处于攻势状态。国民党可利用资源明显不足，处境非常被动。

　　但“罢韩”行动成败与否的焦点始终在韩国瑜本人。韩国瑜如何极大化瓦解民进党所刻意型塑的“罢韩”“正当性”，强化作为高雄市市长的“正当性”成为韩国瑜唯一可能有效应对“罢韩”的策略。详言之，韩国瑜施政可以陈菊时期某些政绩为参照，要在短时间内让高雄市民更有好感。目前最大窗口期是争取在疫情期间做好防疫工作得到民众信任。

　　国民党只能全力配合韩国瑜强化其作为市长的“正当性”。同时，国民党不能侧重于政治活动，需要从党内入手：其一，可以强化“韩国瑜参选合法但不合理，国民党已经受到惩罚”的意象。国民党要承担提名韩国瑜的政治负面影响，可借此形成“第一任期不提名”党内规定，可减少民众对国民党的负面评价。其二，国民党可以协调其他蓝营执政县市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与高雄联系密切的澎湖、云林、台中、新北在跨域治理上给予韩国瑜助力，可让高雄市民感受到其他县市的支持，让高雄市民认为韩国瑜仍是有价值存在的。韩国瑜是否能顺利挺过罢免，这对韩国瑜、新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以及国民党来说都是巨大考验。若韩国瑜挺过罢免关，则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较长时间内台湾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