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与美国对华认知战
美国以泛国家安全翻新“中国威胁论”认知,开启对华全面竞争战略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各界逐步认同一个观点,视中国的制度体系为最大威胁,认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并接近超过美国水平,靠的是举国之力办大事的体制。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美国一方面把中国的举国体制贴标签为威权国家,泛国家安全化翻新“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提出了全政府、全领域、全方位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运用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法律和军事等综合策略,开启与中国的全面竞争。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称,“世界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已告失败”。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称,未来十年是对华战略竞争“关键的十年”,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的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经不可逆转。除国家安全战略外,其他相关战略报告都将中国威胁论摆在首位。美国新版《网络安全国家战略》用三个“最”形容中国,提出“中国是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久的威胁,并且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手段推进该意图的国家”,视中国为网络安全和先进科技领域“最大威胁”。美国《2024年国土威胁评估》针对中国的“多方面威胁”展开评估,“评估中国构成的威胁会如何演变,以及美国如何最好地防范这种威胁的未来表现形式”,以确保拥有应对“中国威胁”的工具和能力。美国对华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
美国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在诸多国内外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党争极化,但在对华问题上却罕见达成共识。美国朝野越来越多地认同美国的领先地位和优势地位受到来自中国“威胁”的论断,以大国竞争泛国家安全为借口,维护其对华施压、维持领先和优势地位的合理性,翻新“中国威胁论”,形成新的共同认知。甚至连最近的美国国内大学反战示威也妄图甩锅中国,指称中国正在利用加沙局势煽动在美国的抗议活动。国际上,美国同样放大中国制度优势所带来的威胁与影响,以泛国家安全认知为主要核心,塑造和误导对中国的认知。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和被动,使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更多误解和质疑。与此同时,美国以民主价值结盟,形成以针对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各种盟友圈。
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威胁论之下,同时进行“唱衰”中国的认知塑造。例如,中国面临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发展势必受阻,即“中国衰落论”或“中国崩溃论”。近两年,美国不断炒作中国经济衰退,人口问题、人权问题、威权问题,等等。而新一波认知塑造的结果,就是拜登政府宣称对华竞争的“关键性十年”,而激进派主张美国应集中在“关键性十年”的前期,以“战略冲刺”姿态布局对华战略,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更加肆无忌惮,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对俄关系等均成为美国对华认知塑造有效议题。
涉台问题上,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污名化中国国家统一认知
美国政府借助公开场合大肆渲染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上存在的差异,支持台湾当局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美国虚假的叙事方式,误导国际舆论,混淆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共识,由此加强与盟友涉台勾连,在盟友间塑造对台湾问题新的国际共识,掀起新的反华国际声势,从而使台湾问题“国际化”。
美国加大力度宣传其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真实含义”,在国际舆论领域,不断宣导“台湾地位未定论”,混淆舆论,拉拢更多别有用心的国家效仿。美国政治人物在公众场合对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解读,也愈加偏向宣扬与中国立场的潜在分歧。虽然美国一些政府官员访问中国或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时表示继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事实却是美国与台湾的政治接触越来越官方化和公开化,且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力度不断增加。现今的美国政府正在偏离中美建交时对中国政府一个中国原则立场认同所做的承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与最重要基石——一个中国原则正被逐渐掏空。这在事实上助长了“台独”气焰,驱动“台独工作者”赖清德产生“台独”活动正在获得前所未有支持的误判,5月20日就职讲话言辞激进,使得“台独”势力和企图在台湾问题上渔利的国家和地区更加有恃无恐,严重威胁台海和平与稳定。
污名化中国的国家统一、渲染台海战事就是典型的认知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2022年《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写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这是中国大陆在军力远超台湾情况下仍然积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中国政府清楚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或外部干涉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2021年至今,美国军队高层和政治精英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舆论场域塑造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形象,不断强化世界对中国将采取武统行动的印象。
美国以大众传媒为主要平台,并利用国会听证、智库团体、国际会晤等机构和场合,宣扬美国认为中国将武统的论断;美国的国家宣传机器全面启动,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认知宣传,著名智库、专家学者等不断进行“专业解读”,推动认知攻势。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下属各机构官方网站根据职责分工发布有关信息,面向全球广泛宣传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政策,定期发布所谓《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中国年度军力报告》等,通过对武统的认知输出,引导盟友伙伴快速融入美国印太战略。日本公然宣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借机进行军事扩张。随着这些信息被反复传播,国际舆论对台海战事的不实认知不断加深。越来越多舆论倒向美国必须动用所有军事力量,要准备好和中国在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多次以口误方式散布美国会军事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言论。为迎合美国的反华共识,不少智库纷纷发布战争推演,猜测所谓台海冲突时间表,并借机主张强化美国军备。美国国防部2022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甚至预测中国将于2027年武力收台,并提出四种方案。
美国国会2023年7月和9月的两场听证会,假设2027年或2028年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美国将遭遇毁灭性损失,强化社会各界对两岸关系的错误认知,加剧国际社会对华危机感。几场听证会都在美国电视黄金时段直播,实质上起到了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进行认知动员的作用。
美国和民进党当局在国际社会的表演都是在认知领域扩散传播对中国的偏见叙述,意在抢占认知主导权和主动权,加剧国际舆论对台湾问题的认知偏差,意为将来军事介入台海行动正名。
美国智库在认知战中的作用
“认知战”概念最初由美国前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2017年9月提出,强调“战争形态正由消耗战向认知战方向转变”。认知战是国家之间的对抗,是精神领域的攻防。在认知战中,战场就是人类的思维领域。在美国对华认知的塑造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就是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涉及领域十分宽泛,主要有国防和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国际开发与发展,国内国际经济政策,能源、环境和资源政策、科学技术、社会政策、社会教育、社会公正透明和良善治理等。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智库应该发挥生产理念、供给人才、谋求共识、教育公众和充当政府外交的“第二渠道”。具体而言,美国智库在认知战中的功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塑造认知,为政府提供前瞻性和战略性方向政策建议。因为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特殊的“旋转门”机制,高端智库生产的内容较一般学术单位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其所做政策决策研究分析更易被采纳,对于塑造和优化政府政策有直接影响力。
其次,生产认知,为利益集团制造认知内容。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主要是公共政策受益者或是游说集团,反映和代表的是特定群体利益,利益集团的游说需要学术理论和大量数据支撑,故而会以资金支持的方式,资助智库就相关领域和议题进行研究,而智库的研究则倾向于得出对集团有利的结果。
第三,传播认知,借助媒体传播影响力无远弗届。智库和媒体之间相互依赖,媒体借助智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吸引受众的关注度,智库的议题研究成果借助媒体快速扩散,双向放大影响力。
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为例,发言人经常引用智库研究报告的数据和案例,直接或间接为媒体提供可供宣传和报道的材料,经由新媒体即时传遍网络覆盖全球,迅速达成国际性传播。智库研究成果和观点发布在新媒体上的传播速度和获得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有着量与质的飞跃,深远影响受众的判断力。
第四,影响认知,引导舆论,重新塑造普通民众认知。智库从政策发布者所需要的角度,多样化呈现普通民众难以接触或了解不够深入的专业领域内容,并凭借专家的权威性,影响和塑造那些缺乏理性判断的公众的认知,目的在于为其相关政策措施出台或者战略实施铺垫民意基础。
第五,人工智能(AI)化认知,借助人工智能制造、传播信息,甚至操纵信息,引导和塑造认知。智库是人工智能技术高端使用者,操纵认知通常是通过人工智能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推送针对性信息,操纵并影响受众认知倾向。人工智能通过个性化推荐,将用户置于与其意见一致的信息和观点之中,形成“回声室效应”。在“回声室”中,受众倾向于选择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排斥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声音,由此形成“封闭”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人们的观点只会被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使得网络空间的回声室效应越发凸显。这种认知操纵在选举或者重大事件中已经越来越常见,成为武器,加深认知偏差。美国政府监管组织“捍卫公众利益组织”负责人罗伯特?韦斯曼(Robert Weissman)称,政治“深度伪造”时刻已经到来。
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发挥特殊作用在于人才,在于其研究人员构成特征,智库的研究力量并不是纯粹讲求学术理性和学术中立的学者,而是有着特定政治倾向和政策导向的智囊型高级人才。美国政府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往往具有深厚学术背景和丰富政府实践经验,在相关领域已取得显著成绩,拥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蔡英文当局执政8年就是利用与台湾深度交往的美国智库学者所制造的不实涉台认知渔利,进而将利台友台认知变成美国国会议员共识,并立法通过成为美国国内法,影响并改变美国对台工作政策。
这些研究人员涉及领域非常之广,有政府退休或离职高官、经济和金融专家、政策研究专家、资深媒体人以及其他领域代表人士。人员结构更是多元化,不同种族、宗教、性别、年龄、国籍等都在其中,故其塑造的认知内容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跨性别等优势。为了高效搜集信息、了解前沿动态,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效性和针对性,美国智库要求研究人员参加研讨会、圆桌会议、开讲座,并组织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部门进行非正式讨论,定期到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智库工作、学习和交流,快速提升政策研究能力。
中国智库建设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建设高质量智库。十八大以来,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增强国家软实力战略高度,对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使中国智库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形成了中国特色智库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治理体系,并在高端智库建设机制创新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一是加大对中国智库人才培育。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出发,建立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健全智库人员、高校专家学者与政府机关官员学者挂职、借调机制,建立智库、高校以及政府机关定期专题闭门会议制度,使智库研究人员有机会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高校教师能够进入智库开展以制定政策为导向的学术研究,政府部门人员能够到智库、高校挂职任职,利用丰富工作经验提高智库政策研究成果针对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使智库研究成果契合政府和国家发展需要。同时注重拓展海外研究力量,建立包括国外研究专家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体系,并加以机制化专业化,使得智库研究更加国际化。
二是提升塑造和传播双向能力。加强智库成果推广,建立传播体系,提升塑造国际认知能力。智库研究以服务政策为导向,既要产生新观点新理论,提升智库成果质量,也要传播新认知新思想,形成多维度成果传播渠道。
在传统做法基础上,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宣传和传播,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用户,多语种多平台传播较官方语言灵活的具有智库特色认知内容,提高智库的国际知名度和公众认可度。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在与世界交流交往中建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友好认知,进而建立起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是从战略高度进行高质量建设。从战略层面认识开展对美认知战重大意义和影响力,建立和健全智库在塑造认知、生产认知、传播认知和影响认知的功能和体系作用,通过新质生产力和科技赋能,谋略性充分开拓人工智能在认知战的广泛运用,高质量开展认知工作。
四是精准对美国智库开展工作。
其一,加强对美国智库的研究。美国智库通过对美国的外交国防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因此,为了更好地预判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方向,应深入对美国智库,特别是主流智库的研究,透彻了解和掌握其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动向,加强同它们的交往与合作,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华认知与判断。
其二,加强中国智库走进美国的力度和深度。主动加强与美国主流智库的交往,重视智库的旋转门特点,加强同美国具有较大政策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交流与交往,特别是那些兼具政界背景或与政界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问题专家,积极开展认知影响工作。
其三,加强与美国总统执政团队关系密切、对总统决策有影响力的智库的精准研究。几乎每位美国总统在位期间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智库,帮助其制定执政政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经常性地加紧接触这些人员开展利益关说和利益交换。我们应精准开展对美国总统执政团队所依赖的智库和智囊团的研究工作,不仅是掌握民进党当局通过这些智库妄图达到的“台独”图谋,也要尽力争取通过智库的渠道增进双方对话与互信,更精准更精细开展认知影响和认知塑造工作,尽量减少乃至杜绝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这一核心问题上造成伤害的事件发生。
五是构建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国际接轨,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流的智库不仅要从事国内公共政策研究,而且要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特别是在国际上有责任塑造有利的对华认知,应该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性重大问题研究,主动塑造重大国际议题,提升规则制定能力,增强中国智库国际话语权。全面、深入、系统理解和吃透美国的话语核心逻辑,将应对中美博弈战略思考纳入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进程中。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塑造和强化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向的中国国家统一世界认知。对西方一些国家的蓄意抹黑和错误认知做出有力、及时回应。这不仅是在国际上发声,更是塑造良好中国国际形象。(曾晓栩,厦门市台湾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