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宣传与沟通: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对外传播探析
日期:2026-07-13 1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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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以下简称“总体方略”)是推动国家完全统一的政策话语,也是争取国际社会理解支持进而形成“反独”促统外部环境的宣传载体。通过对其对外传播的表述形式、主题内容、区域分布及受众态度的实证分析及质性研究,发现现阶段在两岸信息供给、台海政策认知及地缘政治环境等方面均存在影响其正向传播的阻力。当前亟待整合外宣力量来拓展总体方略“走出去”的发展空间,从而引导国际涉台舆论的良性发展。
一、问题缘起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这一创新性话语,首见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它在两岸政策话语体系的框架作用及指导意义,形成了在国际社会开展反“独”舆论斗争的话语基础。
但在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背景下,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事后发表“台湾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挑衅言论。英法德等国也叫嚣“抵制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侵略”。西方媒体一味用意识形态叙事凌驾于国家主权话语之上,宣称中国统一意味着“专制的胜利和西方自由模式的失败”,甚至中国周边国家民众的态度也趋于消极。据“台湾与台商形象”调查数据(2018—2021)显示,越南等国的台湾好感度连续三年排名前列(2.68),远超中国大陆(0.42)的同类指标[1]。种种迹象表明,台湾问题意识形态化使党和国家开展涉台外宣,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难度加大。
上述情况在总体方略的政策研究及外宣领域出现意见分歧。一是对象选择,即作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号召,是否需兼顾国际认可支持;二是主题处理,即外宣内容侧重于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及法理事实阐述,是否淡化两岸融合发展、心灵契合等主题;三是时机研判,即囿于“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怎样把握对外宣传总体方略的“机会窗口”。总而言之,现阶段总体方略对外话语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不要讲”“挑着讲”及“以后讲”的差异看法。
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及实践表明,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受“国家—政权—统一”的叙事逻辑影响,他国受众浸染于“自由vs强权”抑或“分裂vs统一”议程框架之中。因此,当前亟待探究的是,如何在以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为受众对象的基础上,拓展外宣组织传播、媒体网络传播及华侨人际传播,提升海外认知与认同,从而遏制台湾当局“去中脱中”喧嚣杂音和“反华”媒体的舆论误导。
由此可见,总体方略对外话语构建及后继传播不能静止地等待台海形势回转向好,更不能放任国际舆论“亲台”“挺独”情绪发酵,而需我方官学界及民间社会密切合作,分别担负“结构调整—功能完善—内容更新—策略优化—知识创造—价值再建—话语更新”的主体责任。基于此,本文旨在检视探讨总体方略对外话语的主体构成、文本内容,进而就营造有利于国家完全统一的外部环境付诸学术努力。
二、总体方略对外话语的文本分析及传播进展
整体而言,总体方略对外话语在风格上延续了以理服人、融通中外的外宣传统,具备了向国际社会传递反“独”促统意愿决心的构成要件。但由于总体方略提出时间短,政策属性强且台海环境复杂,也让其在对外生产—组织—流通过程中存有制约瓶颈。
(一)基本形成关键词—核心概念—政策文本的表述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台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及工作批示,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新理念。此后,“中华民族经济”“骨肉天亲”“两岸命运共同体”等创造性提法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不断成为涉台新闻报道及各国政府文件的热门词汇。至此,以关键词为主要形式的总体方略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活动正式开启。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为题阐述了党和国家解决台湾问题的5项重大政策主张。2021年11月8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宣告了总体方略的正式形成。随后,新华社发表《五组关键词读懂新时代我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文章通过对涉台专家学者及部分台湾人士的采访,提炼出凸显贯彻落实总体方略的若干概念。这一提纲挈领的诠释举动,为构建总体方略对外话语框架,形成沟通、说服等具体功能创造有利条件。
2022年8月10日,国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考虑到“美国与民进党当局的挑衅是大陆对台白皮书在此时发布的重要原因”[2],这让其具有鲜明的国际话语权博弈及海外舆论斗争的政治属性。作为总体方略对外话语的首个政策文本,新白皮书在形式上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The CPC developed its overall policy for resolvi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new era)”的标准术语,在内容上突出了反对外来干涉与遏制“台独”两大主题。就此而言,《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在国内外受众对象,两岸现状描述及国家统一愿景的篇幅安排等方面都体现出总体方略的时代特征及政策重心,也更为契合当前中国对外传播的现实要求。
与此同时,总体方略对外话语的技术建设持续开展。其中,国家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等机构以“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为平台,陆续把“‘两制’台湾方案(the Two Systems solution to the Taiwan)”“祖国完全统一(China’s Complete Reunification)”等专业术语纳入检索库,并对部分概念术语进一步予以规范整理。以“台独”词条为例,其在数据库中的词源注释最早来自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但目前已调整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具体表述。又如对“两个中国(two chinas)”英译形式的规范使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two china”“two-china”“the‘Two-China’Scheme”的混淆状态。
(二)初步完成“求同存异→求同化异”的功能转换
目前,总体方略对外话语以驻外使领馆、国家主流媒体及涉台智库机构为主体,逐步形成了主权、政权及统一的表述主线和内外有别、差序存在的结构关系,进而在国际社会发挥出巩固“一个中国”格局的功能作用。
2021年10月24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文《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对部分西方政客及媒体发表“亲台”言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恶劣行径予以驳斥。2022年8月16日,驻英大使郑泽光在英国《卫报》发表题为《台湾问题是一块试金石》的署名文章,再次阐明了“反对‘台独’就是避免战争,挫败‘台独’图谋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破除英美国家指责中国“破坏台海现状”等抹黑论调做出努力。2022年9月6日,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孙立杰在接受当地《经济报》专访时更明确地提到“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中方在不久前发布的《台湾问题和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中明确表达了政策立场”[3]。面对中国大陆军事演习,“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因此感到遭受威胁”等质疑提问,孙大使更用“如果把中国台湾和日本、韩国划为一类,恐怕日本、韩国会有意见”的幽默方式给予回应,从而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由此看来,总体方略对外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政治传播的沟通说服功能,在阐明中国政府的两岸立场,争取国际涉台舆论话语权上初步实现了“求同存异”到“求同化异”的作用提升。这体现为:
在微观层次上,通过对塞巴斯蒂安·法莱蒂(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点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右翼人物煽动民粹思潮,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反华”风气蔓延;在中观层次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的中国统一》白皮书在国际媒体上广泛报道,津巴布韦第一大媒体《先驱报》、安哥拉国家通讯社《安通社》援引中方对外声明内容,发文谴责西方国家插手台湾问题,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法、德等国主流舆论在整体上也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反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非理性决策;在宏观层次上,国际组织及大部分国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并就台海局势保持了客观中立的态度。2021年8月,联合国面对台当4秦洪武孔蕾.中国政治话语海外传播总体状况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19(04):26-28局及“绿”媒的反对抗议,仍然坚持使用“台湾(中国的一省)”的正确表述。同年10月,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不屈法国”党首让-吕克·梅朗雄公开表态“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独’是中国的红线”,从而打破了西方政客在此类话题的所谓“政治正确”。
(三)大致呈现“新老交替”“冷热不均”的分布状态
相关资料显示,“九二共识”自2015年跃升为中国政治话语海外传播的热点,此后连续4年呈现递增趋势,由此跻身中国对外关键词(2010—2018)报道频次前列。但相较于“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而言,“九二共识”尚未达到高频词的传播标准(平均每月4次以上),也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类别(被列入综合类)[4]。总体方略提出后,两岸政策话语的海外传播情况得到加强。通过对NOW语料库2010—2022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国际媒体对台湾问题的关注重点从一个中国的主权话语向两岸融合的治理话语转移。为了解总体方略对外话语的传播状态,通过对意义关联性强、话语对象重合度高且政策指向性强等两岸关键词的比较分析,进而发现以下几点特征。
1.一个中国原则传播热度渐趋攀升
从中可以看出,“九二共识”在2016年前后达到海外传播的峰值区间,此后呈现下滑趋势。这反映出“习马会”后国际社会对台海局势的积极观感,但随后受民进党二度执政影响发生逆转。相较而言,“一个中国”则保持缓慢拉高的上升轨迹,这源于中国政府日益加大遏制“台独”的对外宣传力度。上述两个关键词在2021年出现报道热点的频次交叉,这又说明总体方略正式形成后,国家主权话语分别在国际/两岸形成了自身的概念范畴,开始各自承担内外不同的说服功能。
2.“融合发展”传播频次下滑明显
从传播频次的轨迹可以看出,作为总体方略的两岸关系现状的描述性概念,“融合发展”出现机会远高于“和平发展”,并在2016年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后达到峰值。这可能与党和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惠台”政策所造成的新闻效应有关。
但近年来,“融合发展”在海外媒体中的曝光度大为降低,折射出数百万在陆台胞的生活情况未能为国际社会广泛知晓。相对而言,“和平发展”大致保持稳步上升略有回落的传播状态。2020年以后,可能受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的影响,它又呈现出新一轮缓升渐进的向上趋势,但能否与“融合发展”出现传播交叉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3.“和平统一”传播效应渐趋增强
相对而言,“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在海外媒体上的存在度远远低于总体方略其他关键词,在最高峰值上也没有突破20以上的报道频次。这和它们在两岸政策体系中的话语地位存在反常落差,这表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案在海外传播遭遇消声静音处理。2020年后,“和平统一”在海外地区的报道使用频次递增趋势明显,同阶段“一国两制”却反转了2018年的上升趋势,呈现出直线下滑趋势。这可以解释为2018年“香港修例风波”短暂刺激海外舆论对“一国两制”的关注,且随着事件平息转而回归原有传播状态。
(四)他国受众“两岸观”认知态度亟待引导
2022年8月,英国调研公司YouGov与开展了一项名为“是否愿意支持战时台湾”的全球调查。结果显示,来自21个国家的千余名受访对象中,西方民众对帮助“台湾独立”的意愿程度远不如之前预期。美(53%)、英(51%)受访者对采取军事行动、经济援助乃至“亲台”宣传的支持率均勉强过半,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德(43%)、法(38%)等国更处于后列位置[5]。
鉴于YouGov公司忽略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样本抽取,为进一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两岸观”认知,笔者汇总了2020—2022年东盟民众“两岸观”的问卷调查资料[6]。根据对300余名在华留学生(含毕业校友)、当地华人华侨及关联者的问卷信息,发现他们的两岸态度与总体方略传播进程呈现正相关性。这体现为:
首先,“一个中国—两岸融合—和平统一”在认知程度上出现U字曲线。调查发现,东南亚受访者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及和平统一的认知程度较高,分别达到59.6%、56.1%。而在“反对‘台独’”选项中,表示了解的比例也达40%。而“融合发展”在东南亚民众中的存在感较弱,超过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相对陌生。目前看来,总体方略对外话语作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政策工具,在体现两岸民间交流上的外宣层面仍有待加强。此外,“九二共识”在东南亚国家中的认知程度也相对较低(70%)。这说明“一个中国”作为党和国家阐释国家主权的对外话语,对“九二共识”的国际传播产生了替代作用及外溢效应,并一定程度对海外受众对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演进变迁及现状认知产生影响。
其次,“反独”与“促统”在态度分布上发生二律背反现象。据统计,东南亚受访者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态度明确,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正向看法达53.3%,远超反对意见(16.6%)。而在反“独”问题上,有六成以上的访谈对象支持中国政府。同时还有过半的受众者认为本国不应插手台湾问题,搞所谓“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但需指出,近半受访者对于中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一主张持反对意见。可见,部分周边国家受我方舆论宣传的影响程度较高,但“反‘独’接受,促统难受”的矛盾心态仍然存在。
三、总体方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策略之维
检视多年以来总体方略的外宣活动,尽管在塑造“一个中国”格局,遏制“台独”思潮扩散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且为国家完全统一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歧视”及新闻政策刁难也愈加明显。目前看来,造成此一情况的肇因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涉台知识系统滞后。目前看来,尽管国际社会熟悉一个中国原则,但部分人士对中国主权、政府与人民关系等基本要素缺乏认知。其中,既源于台当局“文化中国”“历史中国”说辞迷惑,也与西方政界刻意淡化国际关系和两岸关系的认知边界有关。
2022年3月,国外网站以“西台湾”指代中国大陆,这一戏谑称谓还被台当局写入“台美教育倡议”的宣传文案[7]。2021年2月,巴西议员马丁斯无视我方就其不要出席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典礼的合法要求,公然宣称“即使我迟到了,也要祝贺蔡英文就职”。
[8]此类现象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台海间政权属性、国家结构乃至政府形式上存在本质差异的忽视。另需指出,由于“生成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性”[9],使中国基于大一统历史和“和而不同”的对外叙事难以被充分理解。他国政要仍出于武力解决的认知惯性解读总体方略中的“和平统一”,甚至得出“中国侵略论”“打压台湾”等偏激观点。
另一方面,海外媒体涉台报道的来源庞杂。当前,海外媒体日益通过个人接触、商业媒体及网络平台来报道两岸情势,此类碎片化消息在数量、种类及时效上都呈现出比官方新闻更大的传播作用。“保卫台湾”之所以能在海外报道中愈来愈热,“反华”政客是议题发起者,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是舆论发酵池,国外网民的过激言论则成为西方媒体散播“中国侵略论”的社会扩声器。
以“佩洛西窜访台湾(境外)”的新闻报道为例,据统计在2022年8月4日9时至次日9时,海外舆情主要集中在社交网络平台,相关舆情量约166,853条,占总量的92.1%,其次为新闻网站(约11,985条,占6.6%),视频(约1,509条,占0.8%)。其中,网民情感倾向以中性为主,占
72.9%(约119,445条);负面舆情较少,占17.3%(约28,331条);正面舆情较少,占9.8%(约16,143条)。[10]出现上述情况,源自海外媒体不满足于台海事实报道,而是服从于“流量为王”的传播规律和话语特征。但此类“大水漫灌”的信息传输让海外受众往往面临“判断的负担”,进而出现客观事实与主观事实难以辨析的认知困难。
基于此,当前亟待就复杂国际形势下总体方略对外话语构建予以探究,争取将之纳入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意味着,现阶段涉台外宣不能止步于反“独”促统活动的“同声翻译”,而是要担负讲好“中国统一故事”的使命责任。
首先,引导海外涉台舆论,建立“堵不如疏,标本兼治”的两岸信息供给机制。在信息来源上,对两岸民众交流互动的一手信息从宽,对境外流入的二手信息从严;对两岸民生社会文化信息从宽,对岛内政治军事信息从严;对体制内媒体从宽,对商业化媒体自媒体从严;在信息类型上,要加大对两岸虚假信息尤其是网络谣言的惩治力度,杜绝借台海事务编排虚假议题来吸引流量的不良风气。对于两岸融合进程中的负面消息不再一味回避,而是结合适度放开与必要管理,做到灵活应对。就岛内统派状况、台湾少数民族诉求及陆配境遇等他国民众鲜有所闻的情况予以介绍,减少国际社会的两岸认知盲区;在信息传播上,尽快完善从线上传播向线下传播的中介环节,打破网络大V、微信公众号、网红明星与涉台部门及宣传机构“两张皮”的现象。对于前者,要加强涉台传播培训,引导其成为面向海外受众的涉台信息“发射器”。对于后者,要推动其在海外社交平台建立官方账号,成为国际社会获取两岸信息的权威平台。
其次,立足国家统一进程,推进“与时俱进,知行合一”的对外话语内容建设。鉴于“以中国实践丰富对外话语传播内容,不仅需要在重要议题上积极发声、主动出击,也应当拓展传播内容,突破西方媒体设置的话语框架”[11],现阶段总体方略对外话语需从两个方面展开内容建设:一方面,要体现“三突出”的话语主题。第一,突出一个中国的法理表述,通过法律条款支撑化解“中国侵略论”;第二,突出两岸融合发展的事实表述,缩小两岸民众认知差距;第三,突出中国统一的愿景表述,阐明其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多采用“变声不变调”的表达策略。总体方略对外话语本质上是遏制外部干涉,争取国际支持的战略传播手段及舆论宣传方法。就此而言,总体方略对外话语应更多地追求事实展现及情感感召,通过生动具体的两岸表达在海外建立善意,凝聚中国统一的认同意识。
最后践行公共外交理念,开创“海外舆论引导与斗争”并进的涉台外宣局面。当前需拓宽涉台外宣路径,贯彻党中央“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12]的指导精神,适当借鉴中国评论社(香港)等境外媒体的建设经验,使中国外文局等传播智库在总体方略对外话语构建中发挥作用,帮助国际社会认识到两岸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人类之福。
达成上述目的,应当认识到“国家在对外传播中的声音太大,反而会让外国误解为政治性太强,这时更需要引入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13],系统梳理对外战略传播和两岸政策话语的信息差,并在题材、人员和渠道上支持总体方略外宣建设。与此同时,尽快厘清国际社会对台认知误区。全面了解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统一时机、实施手段及支持意愿的看法。可以近年来“中泰网友骂战”“台‘绿委’辱马(来西亚)风波”等舆情事件为样本,积累真实素材,为涉台宣传的国际化、精准化提供工作经验。
(周琳,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研究员,澳门科技大学横琴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张晋山,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中国—东盟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本文为【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社会阶层分化对台湾地区统战政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zk0120240106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