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汪晖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访之后，蓝博洲终于来到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处荒芜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即便墓中人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地沉没于黑暗之中。读完全书，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叹：“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

　　《台共党人的悲歌》以实证资料和当事人口述为据，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故事。作者通过这个被埋葬的“现代史”的发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遗忘了的“台湾近现代史”，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取消了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样的史呢？

　　蓝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辅仁大学法文系。这一年中美建交，岛内政治生态丕变，中国大陆也正处于另一场巨变的开端。1981年，在担任辅大草原文学社社长期间，蓝博洲邀请杨逵、陈映真等乡土文学作家来学校演讲。杨、陈都是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人、非党的左翼人士。陈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间发生的、受到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而杨逵则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被挖掘的、具有乡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与此同时，蓝博洲也偷偷阅读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作品。通过地下流通的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他也接触到长期不能言说的“二·二八”历史。正是经由这一摸索过程，蓝博洲开始用文学方式探索台湾现代史，踏上了重建台湾现代史与中国革命之历史联系的道路。他毕业于法文系，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岔道而行，将自己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传统之中。

　　蓝博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台湾历史的转折关头。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进入了一个浪潮汹涌的新时期。就在那年年初，蓝博洲加盟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参与了关于“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民众史专辑制作小组。7月，他发表《美好的世纪》，讲述“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郭琇琮大夫的故事。次年，他又发表《幌马车之歌》，将另一位“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锺浩东校长的生命史奉献于读者面前。

　　台湾医生的抵抗传统、台湾革命者的悲壮奋斗，以及台湾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构成了贯穿蓝博洲的文学和历史写作的主要线索。这些作品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为背景，试图通过被遗忘的历史的回溯，向酝酿着巨变和激烈历史/政治争议的台湾社会发问。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马车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蓝博洲的作品面对更多的可能是漠视、拒斥和有意识的遗忘。

　　蓝博洲查阅档案，采访当事人，奔波于里巷坟头、乡村都市、台湾南北、海峡两岸，劳其心智、苦其行役，可谓艰苦卓绝。《台共党人的悲歌》出版于2012年（编者注：台湾人民出版社），但初稿于1994年3月16日即已完成，前后历经长达17年的反复修订和增补过程。在酝酿、写作和修订这部书的近20年的时期里，作者出版了大量与“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相关的书。在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调查的同时，蓝博洲自觉地钩沉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脉络，重建这一文脉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之内在关系。在他的笔下，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鲁迅）、四十年代文学抗争（宋非我、简国贤、吕赫若、雷石榆、蓝明谷、吴浊流）、七十至八十年代乡土文学（陈映真、黄春明等和被重新挖掘的杨逵）的展开，如巨石压迫下的野草，命悬一线，不绝如缕，而在字里行间，作者踵武前贤，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传统的挖掘者、继承者和开创者的使命。这一文脉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长的生命之树，也是在岛内政治生态巨变、左翼文学传统边缘化的境遇中逆风向前的车轮，其前仆后继，宛如悲壮的史诗。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

　　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钩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的、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这幅画卷的形成与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是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正是以此介入这场蓝绿主导的、围绕历史观而展开的战争。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这一扭曲的历史脉络对于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作者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由于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蓝博洲对于档案调查、人物采访、文献实录等形式已经驾轻就熟，他可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从一个看似偶然的青年自杀案开始，通过国民党档案资料、不同的当事人回忆及其他线索，剥茧抽丝，逐条比对，去伪存真，重建台共领导人张志忠、他的妻子季沄和儿子小羊的生命史。

　　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台共党人的悲歌》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蓝博洲引用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语句“为了忘却的记念”作为《台共党人的悲歌》一书结语的标题。时代发生了变化，纪念并不是为了重蹈革命之覆辙；但“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时表达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那场壮烈斗争的忠诚。在二十世纪的残酷斗争中，忠诚与背叛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张志忠、季沄、蔡孝乾（编者注：原台共党人首脑，1950年被捕叛变，引发著名的吴石、朱谌之案）、李登辉的各自道路也需要接受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的审问。

　　中国革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也是对一个日渐衰朽的社会进行改造的悲壮行动，对于革命的反思若抽去了这些前提，就只能转化为对于革命对立物的辩护。在后革命的时代，对于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一反思已经蜕变为嘲讽和唾弃，媒体上飘荡着省略了历史重量的、遮掩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衰朽腐败和内外交困格局，因而也必然否定那个时代争取解放的政治进程的“民国热”。若从那场革命的视角看，背叛已经在各式装扮中成为时代的精神。这是无情的颠倒。

　　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如何理解忠诚与背叛？“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出的正是这一问题。在蓝博洲的笔下，张志忠、锺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的并不只是共产党人的活动，而且是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台湾现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其中丘逢甲、蒋渭水、杨逵、张志忠、谢雪红等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物与台湾普通大众一道构成了历史运动的谱系。“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1933年鲁迅是这么说的，如今蓝博洲也是这样想的。

　　忠诚总是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归，如“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但每一次“记起”和“再说”必定包含了新的内容。作者近三十年如一日地发掘这些被遗忘的精魂，不正是通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重新提出关于未来的愿景吗？

　　（本文摘编自作者为大陆版《台共党人的悲歌》所作的长篇序言，原文近2.5万字）

　　张志忠的妻子季沄。1949年底和丈夫、儿子一起被捕。1950年11月18日被枪决，时年29岁。

　　杨扬，张志忠和季沄之子。1968年自杀身亡，时年21岁。《台共党人的悲歌》即从杨扬留给柏杨的遗书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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