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容易分裂？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礼。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萧佛成、邓泽如、吴稚晖、伍朝枢、胡汉民、王宠惠。

　　国民党“派系林立”内斗严重历来为人熟知，影视剧中常有再现。蒋介石败退孤岛后，尽管他治下的“党国”没有再发生另立中央的事件，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史却始终未曾终止，并在“两蒋时代”结束后愈演愈烈。如当下台湾地区的亲民党、新党等政党皆是从原国民党中脱胎而来。

　　自“换柱”以来，不少外媒报道发出了国民党“分裂危机化”“分裂将亡党”等论调。纵观历史，对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而言，分裂早已是常态。国民政府从1925年建立到1948年改组这短短23年间，发生过4次大分裂，随时都有反对派另立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现象司空见惯。　

　　孙文逝世产生权力真空

　　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以来，其组织与党员成分就相当复杂，尤其在孙中山宣布实行三大政策后，党内左、中、右派系日益明显。孙中山刚一逝世，党内右派团体就首次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时广东的局面正如《中国国民党史》所载：“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在党内形成绝对权威，然而，孙中山忽视了对接班人的培养，尽管他拥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绝对权威的忽然丧失，国民党内便出现了权力真空，一时很难找出一位深孚众望的领袖。”

　　孙中山北上前让胡汉民出任代理大元帅之职，但胡在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孙中山，孙在世时，他可以理所当然的以助手身份暂时控制局面，孙中山一旦逝世，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马上受到挑战。胡汉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关系，所以在孙中山病危时他就对廖仲恺等人说：“大元帅职权，兄弟实不当再行代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

　　胡汉民改组政府的提议得到众人认同，但不久后即传来孙中山逝世消息，国逢大丧，改组之事也被谭延闿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进行”为由搁置了。不久后，黄埔党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役中取得胜利，广州革命策源地得到巩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1925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的决定，改组后的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同时规定“政府的方针必须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做出决定后再以政府名义执行”。也就是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胡汉民在公布的改组方案中为国民政府规定了中央、省、市三级机构。中央一级的机构具体有“设国民政府，掌握全国政务;设军事委员会，掌握全国军务;设监察部，监察政府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务;设惩吏院，惩罚贪污不法及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官吏”。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开府典礼在广州第三公园举行，宣告正式成立。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国民政府委员共有16人，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由汪精卫担任，此外特任胡汉民为外交部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徐谦为大理院长兼司法行政事务。同时聘任来自苏联的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了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于8月26日决议，废除以省命名的粤、湘、滇等军事番号，并将之前的党军、建国军等番号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宁汉对峙：国民政府第一次大裂变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民党内日益分化严重的问题。即使是黄埔军校中，也有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学员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学员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相互对立的学生团体。仅在政府改组一个月后，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也都被列为暗杀对象，蒋介石更是两次险遭刺杀。

　　“廖案”打破了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国民党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蒋介石的迅速崛起。1925年11月23日，邹鲁、谢持等右派元老组成“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1926年初，蒋介石将谢持与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其余人等则分别处以书面警告和“促其猛省，不可再误”的训令，党内的第一次分裂危机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广州又发生了疑云丛丛的“中山舰事件”，尽管事态没有扩大，但整个长洲岛上已是风声鹤唳，国民党内(当时的共产党员也在国民党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已向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矛盾终于在之后的北伐烽火中爆发，造成宁汉两府对立的大裂变。

　　1926年7月，蒋介石发表北伐总动员令，宣告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个月就打垮了吴佩孚率领的北洋军，并于当年10月攻占武汉三镇。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正式讨论迁都事宜。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到武汉。当年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工作，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21日正式办公。

　　就在国民政府已决定迁都武汉时，蒋介石却在1927年1月3日召开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往南昌，他的理由是“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了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会后，他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

　　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强留在南昌的通电引起党内很多人的不满，即使是对武汉政府素无好感的李宗仁也说“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他认为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是驻汉部队非蒋的嫡系，不便于他控制中央。汉方对迁都南昌之事的反对态度更是坚决如铁，完全不理会蒋介石造成的“中央”已在南昌办公的“事实”，坚决要求在赣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赴汉办公。由于当时孙传芳势力尚未肃清，江西局势也不稳定，蒋介石只好屈服于武汉政府。

　　这种屈服是暂时的，因为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早已实际脱离汉方的掌控，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他马上于4月12日发动了血腥“清党”，即“四一二政变”。“清党”的第一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员，同时，诸多国民党左派以及左倾人士也被殃及，仅在“清党通电”发布的两三天内，上海就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300多人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淞沪。从国民党本身的角度来说，这次政变“固然打击了它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也因此失去了大批精英”，并造成许多浑水摸鱼之辈混入国民党，这些人使党内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发生大幅度下降。白崇禧后来也沉痛地说：“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 使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

　　对于国民党而言，“四一二政变”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在南京组建政府，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蒋介石等为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典礼，宣告成立，并于同日开始办公。此时，北京的北洋政府犹在，南方的国民党阵营中却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这次两府对峙也成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

　　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坚决的“讨蒋”命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会兴起轰轰烈烈的“讨蒋”风潮，武汉大街小巷更是贴满了“打倒蒋介石”“镇压反革命”等标语。宁汉分裂导致北伐暂时停止，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有两种声音，一是东征讨蒋，一是继续北伐，最后北伐派占了上风，武汉政府于4月19日举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师典礼。与此同时，5月21日在长沙发生的“马日事变”也表明了武汉的汪精卫逐渐转向反共，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强烈要求分共，汪精卫最终发动“七一五政变”，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解决了共产党的问题后，宁汉双方在各路实力派的斡旋下开始和谈，汉方对政府合并开出的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并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合并的条件皆已成熟，此时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的“西山会议派”也加入会谈。三方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也被否定，汪精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宁、汉、沪三方的国民党中央在9月16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重归统一，史称“宁汉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