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容易分裂？

　　北平、广州、福建相继另立中央

　　“宁汉分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反对中央者可自行另立政府。尽管蒋介石在下野后不久，即借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复出，并领导完成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在北伐完成后的短短几年内，实力派另立中央政府的事正如梦魇一般困扰着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嫡系与杂牌，中央与地方之分，造成这种现象也并非是有人刻意为之，而是国民革命军本身就是一支有联军性质的部队。在北伐过程中，如冯玉祥、阎锡山这类改旗易帜的军阀部队名义上虽属国民革命军番号，但实际控制权依然在军阀手里。等到北伐成功，作为共同打击目标的北洋政府覆灭后，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就会表露无遗。具体的表现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

　　在被称为国民党内部实力派终极角逐的中原大战期间，各路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议中居主导、支配地位的是晋系实力派人物阎锡山。这次会议以“民主政治为标榜，宣称要在党内国内恢复民主制度，推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1930年9月1日，扩大会议公布《国民政府大纲》，宣布北平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于9月9日宣誓任政府主席。北平国民政府的《大纲》中“强调以党治国，但不得以党代政”;规定“以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和部长联席会议行使国家统治权，从制度上防止独裁的重演”。这些特色既标榜了自己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也对反蒋派极富煽惑力。

　　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北平政府的主要人员也从北平撤到了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他们还是继续开会制定约法。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此刻再次走上前台，于当年10月底主持最后一次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虽然表面工程做得很到位，但毕竟扩大会议和阎记国民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以中原大战紧紧相连，随着反蒋联军在战争中失败，北平国民政府也就匆匆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

　　北方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南方的分裂又起。1931年5月27日，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再造派、汪派、西山会议派及两广军人齐集广州，宣布效法1917年孙中山在穗召开非常国会之例，“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这一次反蒋风波是因同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引起的。胡被软禁后，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提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并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大大提高。蒋介石总揽大权，使胡蒋两派的矛盾公开化，各路反蒋派重新组合，国民党再度面临分裂。

　　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广州政府主席之职还是由蒋介石的老对手汪精卫担任。汪精卫就职后，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称为“伪政府”，并在发布的《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中称，“与迷信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之蒋中正及其个人独裁下之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本党所赋蒋氏之职权，应即撤销，其国府主席之资格，已经不复存在”。6月12日，两广举行誓师大会，决定出兵“北伐讨蒋”。眼看一场内战不可避免，但当时正陷于“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无法分身，只能一面派兵围堵控制事态，一面做出和平统一的姿态。宁粤双方就这样对峙相持了几个月，直到同年9月，东北风云突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宁粤分裂的问题被推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蒋介石在此时率先发起和平攻势，号召双方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双方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一系列谈判后，还是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达成协议，并取消广州国民政府。

　　与宁汉合并时的情形一样，蒋介石下野后没过多久便又复出。宁粤合并也不能根本解决党内派系林立的问题。而当时的中国，第一次国共内战还在进行，侵华日军的步伐又步步紧逼，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裂变终于又在东南发生。1933年11月，以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为主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福州建立反蒋政权，史称“福建事变”(闽变)。这次事变与宁汉分裂、宁粤分裂的性质都不同，因为福建政权直接抛弃了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所有“旗帜”，另建国号为“中华共和国”，政府称为“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改番号为“人民革命军”。政府以“抗日反蒋”为主旨。同时，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8人联名致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共同组织“生产人民党”。这次闽变很快被蒋介石平定，建立仅历时53天“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随之烟消云散。

　　分裂“常客”汪精卫最终跨越底线

　　在另立中央政府现象此起彼伏的20世纪30年代，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中国各派势力的角逐，并准备随时插足染指。这双眼睛来自日本昭和军阀。在“中国一击论”出现以前，日本对华的主要政策还是以“蚕食”为主，其主要手段便是利用中国各派势力相互博弈，继而从中分化，逐步占领。在日本人眼中，国民党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党，与之前的军阀有很大不同，所以日军最初的算盘是扶持北洋旧人来制衡国民政府，但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北洋政要都先后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日军只能拉拢到殷汝耕、张敬尧这些不入流的小人物。

　　卢沟桥事变前，欲图染指华北的日军就利用汉奸殷汝耕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但这个政府影响太小，故而连“国旗”“国徽”等政权象征都不敢设。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本以为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国即会屈服，没想到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后依然顽强抵抗，日本陷入战争泥潭。气急败坏的近卫内阁索性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则就是关闭了和谈之门，国府的抗日部队也被日方称为“重庆军”。与此同时，日军又先后扶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伪政权，这些政权打出北洋时代的五色旗作为“国旗”，妄图窃据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但因其首脑都是梁鸿志、王克敏等不入流的货色，影响力根本无法达到日本人的预期。

　　1938年10月11日，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之际，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了“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的发言，这等于向日方公开了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派之分歧，同时也放出求和信息。10月21日，广州沦陷之日，汪精卫又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 ”这无疑是更为露骨的一次求和信号。日军对于汪精卫的态度非常重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1月3日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政府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拒绝。”日方制定了诱降汪精卫，以汪代蒋的计划。

　　诱降攻势展开后，汪精卫非常配合，很快派人与日方代表进行一系列会谈，并签署臭名昭著的《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其中就有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有优先权、承认日本以“特殊的方便”利用华北资源等卖国条款。从1927年以来，国民政府的每次分裂都有汪精卫的影子，但这一次汪精卫准备在日本的扶植下再一次另立“中央”，显然已经跨越了底线。按照汪精卫的最初算盘，是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号召西南军阀拥护其在川、滇地区建立亲日政权。但他在1938年12月30日发出投敌“艳电”后，起初他预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等人纷纷发电声讨，“指斥汪精卫为民族罪人”。汪精卫在西南搞分裂的企图成了泡影，这意味着他只能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政权，而他与日方所谓的“谈判筹码”也就大打折扣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正式成立汪记“国民政府”。他的“和平运动”搞到最后只在一个问题上赢得日方让步，那就是新政府“国旗”的问题。起初日方是希望他的政府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旗作为“国旗”，但汪精卫坚持要用孙中山生前所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最初以此旗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国旗，战场不易分辨为由反对，但汪精卫却在这一问题上坚决不让步，最终取得日本人同意，但他们要求在国旗上方附一条黄色丝带，上绣“和平、建国、反共”字样，以此和重庆政府区分。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其著作《被遗忘的盟友》中评述汪精卫此举动机：“汪精卫认为他的政府是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延续，蒋介石已与共产党结盟，背弃了革命。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可以一圆汪精卫十三年来之梦——当年北伐时蒋介石从他手中夺走权柄，现在他终于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

　　一面“国旗”既不能让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夺得正统之位，也不能洗清他失节附逆的污点。相反，随着汪本人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和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汪伪政权也随之灰飞烟灭。他与他的伪“国民政府”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结束了他7年的陪都岁月，但国内的局势与党内的乱象并不能使他安心。194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改制为总统府，历史上几分几合的国民政府走入历史。不过，政府的改组也没能挽救这个政权在大陆的崩溃。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逐渐失去优势，内部也多次出现分歧，如李宗仁等此前多次夺权失败的反蒋派又再次活跃起来。就在败退台湾的前夕，国府还上演了一出“桂系逼宫”的大戏。此外，由国民党内的左派、民主派人士筹建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团体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阵线，他们于1948年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后留在大陆参与建国，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